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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正在發生巨大變革。
變革的范圍是如此廣泛，從貨幣金融、經濟政治、軍事外交、國際關系和戰略，直到人們的思維方式和終極價值，無所不包；變化的程度是如此深刻，它必將左右人類的發展道路，任何人都無法回避。
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2008年，華爾街金融家制造的次級貸款危機迅速演變為全球金融海嘯，數十萬億美元的財富灰飛煙滅，龐大的金融帝國接二連三地轟然倒臺，全世界數以千萬計的勞動者丟掉飯碗，一切都是那么出乎意料!超乎想象!又那么無可奈何！幻想早已破滅，希望究在何方？
我們可以找到出路嗎？
就像面對一個身患疑難絕癥的病人，不同的醫生會給出不同的診斷一樣，經濟學者對金融危機根源的解釋，從來就沒有完全一致的答案。
許多人正在為此艱苦努力，許多人正在為此廢寢忘食，許多人正在為此苦思冥想，許多人正在為此奮筆疾書，斯蒂格利茨就是其中一位。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人們診斷的危機根源和恢復藥方可謂多如繁星。金融家的貪婪、監管者的錯失、華爾街的瘋狂、華盛頓的傲慢、貨幣政策的胡來；東方儲蓄，西方消費；東方節儉，西方揮霍；東方貿易順差，西方貿易逆差；西方向東方借錢，東方給西方融資……
較為學術性和復雜一點兒的假說也不下數十種。“全球儲蓄過剩說”、“全球經濟失衡說”、“市場失敗說”、“政府失敗說”、“資本主義模式崩潰論”、“美國式資本主義崩潰論”、“全球經濟失衡論”、“華盛頓共識崩潰論”、“資本主義危機周期論”、“蝴蝶效應論”、“黑天鵝論”……
2010年，斯蒂格利茨出版的新書《自由市場的墜落》的引人深思之處，是沒有止步于簡單羅列經濟現象和上述各種假說，而是從西方經濟思想和西方社會哲學基礎之本源，來探尋西方經濟制度之內在缺陷。從危機的表面現象一直向上追溯：從經濟現象到個人動機，從個人動機到激勵機制，從激勵機制到經濟制度，從經濟制度到制度背后的經濟思想，最后一直追溯到西方社會和資本主義制度的哲學和道德基礎。
斯蒂格利茨說：“我們在錯誤的道路上已經墮落太久了。唯利是圖戰勝了道德責任。我們玩命追求高速增長，卻不管自然環境和社會是否能夠承受增長的代價。極端低俗的個人主義和市場原教旨主義早已嚴重侵蝕了我們的集體意識。我們玩命追求個人利益，卻不能同心協力地解決社會面臨的共同難題。個人主義和市場原教旨主義導致社會弱勢群體慘遭粗暴剝削和掠奪，社會階層日益嚴重分化，人與人之間日益缺乏信任，金融行業盛行欺詐只是冰山一角。亡羊補牢，猶未晚矣！”
《自由市場的墜落》讓我們再度回到卡爾·波拉尼《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和經濟起源》之基本主題：市場萬能的信條將摧毀人類社會的道德基石。斯蒂格利茨大聲疾呼：“我們應該深刻反思自己的生存方式，我們應該思考究竟需要一個怎樣的社會。”
當然，讀者不需要盲目追隨斯蒂格利茨的思維方式，不需要匆忙同意他的結論，更不需要簡單附和他的政策建議。因為，面向新的時代，中國人民或許要承擔更為重大的責任，中國人民也應該承擔更加重大的責任。在閱讀斯蒂格利茨著作的同時，讓我們去認真聆聽另一位偉大學者對中國的深切期待吧。1994年，世界著名的中國史學權威費正清，去世前幾天完成了他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著作《中國：一部新的歷史》。哲人的序辭深沉悲壯、充滿惋惜：
“19世紀90年代，中國思想終于開始現代革命。人們很快就明白：沒有任何外部的發展模式符合中國的現實，的確有許多模式可供中國借鑒，卻不會有哪一個適合中國。富有創造性的中國人民只能依照自己獨特的方式，為自己尋找救贖之路。中國人民擁有自己獨特的過去，也必將擁有自己獨特的未來。
“然而，令無數人深感不安的是，當我們就中國之命運得到上述結論之時，人們突然意識到：整個人類（我們一直自以為高明的人類）卻正在跌入危機深淵。20世紀里，人類自作自受的各種災難、死亡、對環境肆無忌憚的攻擊和破壞，業已超越以往一切世紀之總和。或許，中國此時加入外部宏大世界的毀滅競賽，正好加速人類自身的徹底崩潰。
“當然，有少數不那么悲觀的觀察者，相信最終只有中國可以挽救人類。因為，過去三千多年來，中國人民證明自己具有獨特的生存能力。”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理事兼副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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