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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元宵節結束，農民工迎來又一波返工潮。
記者在廣東、重慶、江西等地采訪了不少農民工，他們中有的剛出家門不久，有的僅有一兩年外出打工經驗；有的打工時間超過十年。他們目睹了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參與全球博弈，也見證了經濟結構調整、產業大規模轉移帶來的酸甜苦辣。他們的心路歷程，既標記過去，也關系到中國未來的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
心態一 盼“工作穩定”
面對用工單位對勞動力資源的渴求，不少農民工表現得較為冷靜和理性。
重慶市豐都縣三合街道丁莊村農民工張樹超告訴記者，農民工不怕工資低、待遇差，怕的是工作不穩定，在各地到處流動。張樹超2004年外出打工，7年時間里先后換過12個工作，大部分工作時間都不超過一年。“農民工本來工資就低、加上頻繁找工作所需的時間和花費，耗費就更大。”張樹超說。
重慶匯能勞務有限公司總經理唐樸是永川區最大的勞務經紀人，平均每年經手勞務輸出在1.2萬人左右。唐樸說：“今年各地都在爭搶勞動力，農民工就業話語權增加，在同等薪資水平下，那些愿意為農民工提供3年以上穩定工作合同的企業更受農民工青睞。”
心態二 就業去向“隨大流”
在重慶市永川區大安鎮、銅梁縣石魚鎮和開縣漢豐街道等地，記者先后和20多名農民工進行座談，發現他們之所以選擇東部，原因大體可以歸結為：第一，與東部相比，中西部就業機會還是太少，工資水平總體而言還是比較低的；第二，中西部勞務市場仍不發達，就業信息不暢，即便有工作崗位，大家也沒有渠道獲知；第三，農民工打工主要還靠同鄉、親屬關系網絡，“慣性”使他們首選沿海。
在渝西地區，有“只要一個大包工頭，就能帶空半個村”的說法，說的便是農民工就業更依靠親戚、朋友等傳統關系網絡，而非勞務市場或招聘會。
江津區慈云鎮一水村是個勞務大村，全村3800多人，有近2000人在外務工。村民傅思翔2005年在浙江紹興開設了一家建筑工程公司，其后5年多時間，先后招收270多名本村村民到紹興打工。
從2007年開始，一水村2組村民劉士貴就在傅思翔公司當搬運工，每月工資有3000多元。他告訴記者，之所以愿意長期跟著傅思翔干，原因就在于大家都是一個村出來的，大都知根知底，平時有事可以互相幫忙，春節也不怕老板拖欠工資。
心態三 老資格農民工不慌
曾幾何時，到沿海地區去打工是內地多少農民的心愿。但僧多粥少，大家一開始都遭到了一些白眼。直到后來資本大潮席卷沿海，世界工廠對勞動力的無盡索求，農民工兄弟們終于翻了身。
記者20日在東莞長安鎮智通人才市場見到謝軍時，他正在認真研究墻上張貼的培訓課程。26歲的他來自湖南邵陽，16歲時因為不愿繼承家里的耕田，跑出來找工作。謝軍還清晰記得如何找到第一份工作。為了擠進惠州一家五金廠，他第一次去碰了一鼻子灰，只好在惠州轉悠游玩了一個月。第二次依靠姑姑的推薦，還偷偷塞給保安一包煙，才順利進入工廠。
“現在要找就輕松很多了。簡歷投出去，回復率有50%-60%。很多時候，工廠還會打電話催你去面試。”轉換過多份工作的謝軍說。
從農民工找工難到工廠招工難，來自湖北恩施的李清平同樣經歷了這個歷史性轉折。今年32歲的他在12年前找第一份工時，還是靠老鄉求情。去年，他辭職后重新找工作，簡歷投出后，居然收到了五六十份面試約請。今年春節，他在老家待了一個月才重新回來，對著各種招聘啟事笑著評點。
來自河南的何芳今年四十歲了，在一群年輕求職者中頗顯醒目。她不愿守著田地，到東莞打工已經有14年。“種田哪能賺到什么錢哦，也就是每年七八月收割后賣一兩千元。打工起碼每個月還能有工資賺。”何芳說。
但剛開始也不容易。不少工作限定只招男性，對女性則有不少限制。何芳輾轉才找到虎門一份織布的工作。“但你看看現在。”何芳指著墻上的招聘啟事，“除了保安，大部分工作都要女的。現在的女孩子可比我們那時候幸運多了。”
勞動力市場的變化，也反映在農民工們對工資的態度上。記者采訪的這三名農民工，每人在這十多年間都換過至少五六份工作，最短的一份工作不過做了一個月，對待遇和環境的不滿意是頻繁換工的主要原因。與初入工廠時相比，農民工們希望能有更體現尊嚴的報酬。
李清平屬于技工，每月能有3000元，但他一與其他工人比，心里有些不平衡。“聽說虎門南坊工業區有個電子廠，普工都能做到4000元-5000元。”
類似李清平這樣的老資格農民工，不再將勞動所得與做農活時相比，而是與其他產業工人相比，這對企業的勞動力成本無疑提出考驗。
心態四 不甘再做低端勞動力
從本世紀初起，中國經濟結構轉型的呼喚未曾停止。是繼續在低端勞動力市場徘徊，領取微薄的薪水，還是奮勇向上游？農民工群體在思索、猶豫。其中一部分通過培訓、自學，重新規劃職業道路。
謝軍在辭去惠州五金廠的工作后，又輾轉來到東莞一家首飾加工廠，隨后又前往廣西從事農田建設的管理。盡管工資從惠州時的每月400元上漲到1500元，但謝軍已經本能感到危機，“這個時代，不提高就會被淘汰的。”在廣西期間，他在工作之余進修機電維修，在一位老師傅指點下，從完全摸不著頭腦到掌握竅門，只花了十天時間。后來謝軍考取了電工資格證書。
為了提高電工技能，謝軍在中山一間照明廠找到工作。“其實工資只有1200元，比在廣西時候還低，但我把它當做一個實習的機會，因為我喜歡機電。”目前，謝軍在東莞聯冠實業集團有限公司做電工，工資每月2000元。
在智通人才市場，謝軍著重看的是編程控制器(PLC)工程師培訓的項目，準備報一個初級班，從一名電工升級為貨真價實的電氣工程師。他告訴記者，在業余時間最喜歡做的事情，也是逛逛書店，給自己充電。
相對而言，李清平早早選好了方向。他從1999年開始在幾家深圳的臺資電子廠輾轉，從作業員做到科長，工資也從最初的每月700元上漲到3000元。隨著近幾年深圳電子廠轉移到惠州和東莞，他也隨之到東莞找工。“我在電子行業已經做了12年，市場上有我這樣經驗的工人不多。”言談間，李清平頗顯自信。
但以李清平這樣熟練的技工，去年也已從組長升至科長，卻辭去了科長一職，本次找工作，更直言只想做個“技術員”。為何？“做我們這一行，壓力太大，有一位同事36歲，看起來卻像60歲的老頭，現在只想喘口氣，找個輕松點的工作。”李清平說。
何芳則屬于另一類農民工。談及通過培訓提高技術能力，她一臉難色：“就我們這一把年紀了，想學也學不來啊。”何芳在虎門已經換過幾份織布工作，工資徘徊在1000元-2000元之間。
記者發現，十年之間，農民工這個群體對職業前景的規劃已頗見分歧。他們在此方面的整體面貌，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中國經濟結構轉型的速度。
心態五 “都市生活繁華，但不屬于自己”
江西是勞動力資源大省，富余勞動力多往省外轉移，隨著近年產業轉移步伐的加快，回流的農民工明顯增多。
記者日前在新余市的“春風行動”招聘現場遇到今年26歲的分宜縣楊橋鎮農民工邱香，6年前她就外出打工。“今年不準備外出了，總不能一輩子在外打工，現在該是生育小孩的時候了。”邱香說，現在家鄉這邊的就業機會在增多，雖然還比不上在外的收入，但自己能夠接受。
許多農民工表示，自己初入社會時選擇工作都會毫不猶豫地離開家鄉去經濟發達的沿海地區，之所以這樣是好奇大城市的生活，是希望開闊眼界，見見世面。然而經歷過在外打工的生活之后，他們慢慢地都傾向于回到家鄉。很多人表示，盡管外面的都市生活繁華，但根本不屬于自己，房價那么貴，打工又很難穩定，更別說要融入城市。
高安市的農民工周琴說，這種心態在年輕的農民工身上具有普遍性，沒出去過的都想出去看看，而在外面呆了幾年的，只要家鄉這邊有還可以的工作，大都愿意回來。
記者在重慶采訪的不少農民工，平均外出務工時間都在7年以上，他們普遍期待就是，能夠改變以前“在經濟上被接納、在待遇上被排斥、在身份上被歧視”的尷尬狀態，在不斷提高收入水平的基礎上，政府和用工企業能為他們提供更好的社會保障、發展條件和與城里人一樣的身份待遇。
鏈接：各方評說“招工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