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易斯拐點”后人口紅利不會很快消失
經濟參考報：今年的“用工荒”表現得十分突出，這是否意味著中國已經走進了勞動力由過剩轉向短缺的“劉易斯拐點”？
黨國英：我覺得不是“劉易斯拐點”是否已經來臨的問題，而是我們已經開始由拐點往外走了。農村剩余勞動力持續進入城市而工資水平不發生變化，是“劉易斯拐點”之前的情形。“用工荒”的出現及薪酬的上升，表明這個局面正在被打破，令人欣喜；當然，走出來需要一個過程，不是幾年就可以完成的。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勞工短缺從來不是絕對的。在“劉易斯拐點”之后，勞動的供應對工資變化的反應將富有彈性；只要工資水平變化到一定程度，勞動的供應和需求就會大體平衡。因為進城務工的農民工工資水平獲得提升，他們定居城市就多了一份希望。事實上，從我們了解看，以往進城的農民工大約有20%左右收入高的部分，已經在各類城市購買或租用了套房，開始過上和城市居民接近的生活。隨著工資水平的上升，將有更多的農民工有條件在城市安身立命。工資水平的上升還將促使企業采用新設備部分地替代工人，以減少工資成本。這將推動我國經濟深化分工，提升綜合生產率，帶來國民經濟總體水平的提高。
經濟參考報：走出“劉易斯拐點”，是不是意味著我國的人口紅利已耗盡了？人口紅利還能撐多久？
黨國英：一直以來，人口紅利都被認為是造就“中國經濟增長奇跡”的重要源泉。不過，即使從“劉易斯拐點”走出來后，也不意味著我國從此就沒有人口紅利了，從亞洲主要國家的經驗來看，人口紅利并不會在遭遇“劉易斯拐點”后很快就消失。比如，日本于上個世紀60年代末出現“劉易斯拐點”，而“人口紅利”卻于80年代末左右消失，晚于拐點出現近20年；韓國的“劉易斯拐點”早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出現，至今仍在享受人口結構變化帶來的好處。
另外，雖然近來我國農民工工資水平有了大幅度增長，但是與國際水平相比，還是比較低的。所以說，我國依然具有勞動力成本低廉的這個優勢。我認為，一直到2030年，我們的人口紅利都還是存在的，當然肯定是逐漸遞減的。
“用工荒”以猛烈的姿態出現絕對是好事情
經濟參考報： “用工荒”折射出很多問題，比如權利保障，比如城市發展，這對我國正在進行的經濟轉型具有什么意義？
黨國英：可以說，“用工荒”揭幕了中國經濟發展的新時代。長期以來，我國實現城鄉一體化面臨著一個問題，那就是農民進城住不下來。現在有些地方的戶籍改革解決了本地農民進城落戶的問題，比如重慶、成都等，但跨省區農民工在城市定居問題一般沒有解決。所以，有些學者講我們現在的城市化是“偽城市化”，將外部的二元結構轉化成城里的內部二元結構。這種城市化要靠政府大規模蓋廉租房，靠二次國民收入分配來解決這個問題，成本很大。
但現在在市場的調節下，“用工荒”以這樣一種猛烈的姿態出現，我個人也覺得很驚訝，但絕對是好事情。剛才我們也說過了，中國經濟正在努力從“劉易斯拐點”向外走。長期以來，對于中國經濟能否走到這一步，人們信心不足。現在，農民工的收入增加了，未來一系列的權利會得到保障，如果住房成本再下降，那么他們真的就可能住下來，從社會結構上講，這是個最關鍵的問題。實際上，這一步能不能跨越，決定著中國城鄉二元結構能不能打破。如今，這個局面不期而遇，標志著中國經濟發展將進入新的時代。
未來或現“用工荒”與“就業難”并存
經濟參考報：上面談到的都是“用工荒”作為一個轉型契機對經濟和社會的影響，但它在某些方面會不會制約我國經濟的發展呢？
黨國英：至于消極方面的影響，我認為主要是從現在開始，意味著我們經濟結構變化會比較大，需要勞動者具備適應這種結構變化所需求的勞動技能。這個技能往往不平衡，簡單地說就是供應結構和需求結構不匹配，這種不匹配會引起摩擦，一方面可能有需求的崗位招不到工人，一方面勞動力又相對過剩了，失業與缺口并存，“用工荒”與“就業難”并存，這對經濟來講是個耗費，對社會而言也是不安定因素。另外，短缺人口的企業會抬高工資，而過剩的行業工資水平卻上不去，這可能會造成行業間收入差異增大。簡單來說，會引起一些摩擦，這種摩擦需要社會的承載力。
經濟參考報：是否需要相關政策作出相應調整？
黨國英：說實話政府近年來已經做了很多工作，現在的關鍵是業已形成的既定框架要落實，要進一步細化，要加強全國統一性，比如醫保問題，要搞全民的基本醫療保險，把新農合和城鎮醫保統一起來。這一系列的事情，給我們政府一個很大的考驗就是，以后考慮問題必須城鄉一體全局考慮，再不能農村一塊，城市一塊，對政策的水平要求更高了。
當然，我們的政策在未來還應該關注調整勞資關系，加強勞動保護方面。應要求各級地方政府通過放寬戶籍登記、降低房價等措施吸引勞動力留在本地工作，堅決反對以行政措施阻礙本地勞動力外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