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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世紀時的商船船長擁有獨裁的權力，他們當中有些人濫用這種權力并且不會受到任何制裁。與此相反，海盜們卻是通過民主選舉產生“領袖”的，并且他們會對所有影響到團隊成員的重大事情進行投票。這種重大區別讓海盜們得以建立起一個民主制衡的體系，而這個體系則讓船長更為可靠并且削弱了船長對船上生活各個重要方面的控制。如果爭奪某個職位的候選人已經只剩下4個了，其中一位候選人的狂熱支持者發表了一番重要演說，他對著選民演講，懇求他的同胞選民們選舉這樣一位領袖：看來只有他的專業知識和勇氣最能護衛我們這個集體，并且能為我們抵擋危險和各種不穩定因素所帶來的暴風雨以及混亂無序狀態所帶來的致命后果，而我認為，只有羅伯特是這樣的一位領袖。在我看來，他就是一個在每個方面都值得你們尊敬和擁護的伙伴！你認為這番演說是發生在什么情況下的？你可能會猜，這是某次總統競選巡回旅程中的事，或者這描述的是選舉開始前幾個月里某次國會大會的情景。
如果你按著上述思路去猜的話，那你就錯了。上面的演說與合法職位無關。這一名副其實的民主景象發生在18世紀一艘名為“皇家浪者”（Royal
Rover）的海盜船上。船員丹尼斯“爵士”（Dennis）發表了這番演講，鼓動那些與他狼狽為奸的同伴們選舉惡名遠揚的巴沙洛繆·羅伯茨為他們的船長。事實證明，丹尼斯是個高效的競選活動人，“除了辛普森‘爵士’（Sympson）外，所有人都對他的演講報以熱烈的掌聲”；辛普森‘爵士’是其中一個競選船長之位的候選人，“他暗暗盼著自己能被選上”，但船員們最終選舉了羅伯茨為他們的新領袖。如果這和其他海盜選舉沒什么不同的話，那羅伯茨在接下來的勝選慶典中將會接獲為數不少的“拳頭”，少不了還有大量的瀆神粗話，以及一起舉杯共慶并宣稱“與全世界為敵”。“然后會在周圍鳴槍慶祝，槍聲四起”之時，人群會以“三輪歡呼向新船長致敬”。這種民主模式不僅在各地的海盜船上得以施行，而且這種模式的施行比大陸議會通過《獨立宣言》還要早了半個多世紀，只是比英國君主最后一次拒絕發出“御準”晚了十年多一點點的時間。這樣想來，一切確實非同凡響！海盜民主讓海盜們享受著不受限制的權利，讓他們在社團領袖的選舉中享有發言權；比起讓英國得以實現類似成就的1868年的《第二改革法案》（Second
Reform Act of 1868），海盜們在這方面先行了將近150年。除此之外，
海盜民主并不僅僅是我們所熟知的那種“舉手表決”。海盜們建立了民主，并且在一個更為精巧復雜的制度化分權體系之下施行民主。海盜組織同樣也比17世紀和18世紀時的各國政府更早施行了制度化分權。以法國為例，直到1789年前，他們都沒經歷過這樣的分權。而在西班牙，分權制度直到1812年時方才出現。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海盜們至少在此前一個世紀就在他們的船上擁有了分立的民主“政體”了。而且我們還有證據這樣說，在英國正式實施類似制度之前，海盜們就已經先于他們實現了權力制衡。英國直到1688年的“光榮革命”之前都不曾經歷過這樣的分權。然而，在比英國《權利法案》（Bill
of
Rights）的簽署早了差不多十年的時間里，西印度海盜就已經像他們的后輩海盜那樣，采用了一個即使說不上是完全一樣但起碼也是非常相似的民主分權體系，并讓權力制衡得以執行到位。
當然了，這不是說海盜幫派是最早的民主化組織或者分權組織，最早的民主誕生在古雅典。而且，就在西印度海盜開始聚居于托爾圖加島（Tortuga）時，新英格蘭各個殖民地也開始試著建立他們自己的民主政府了。在17世紀30年代，馬薩諸塞灣殖民地（Massachusetts
Bay
Colony）就演化出了一套代表制民主體系，在這套體系中，獲得廣泛支持的勝選代表都是來自殖民地中各個小鎮的，他們制定法律法規、選舉他們的總督，而小鎮居民則會在現今非常著名的“市民會議”中就當地法律法規進行投票。新英格蘭在17世紀早期施行的民主其實來源于更早期的民主傳統，而這民主傳統又是扎根于其清教徒定居者的教會組織中。
還有其他一些分權體系也是先于海盜的分權體系出現于世的。譬如，即使是在君主政體占統治地位的中世紀歐洲，教會和皇室之間以及封建領主和國王之間的利益爭奪，也對獨裁權力起到了部分的制衡作用。13世紀時，威尼斯共和國就在其政體中發展出一套清晰明確的分權機制。而在羅馬共和國里，由于元老院與執政官之間行使著不同的權力，因此，他們實現了某種形式的分權。
但是諸如此類的先行民主和分權，和海盜們搞的那一套又不完全一樣。和海盜民主政體不一樣，在古雅典和新英格蘭殖民地的民主政體中，只有小部分人能真正投票。在雅典，只有父母雙方皆為雅典人的男性自由公民方可享有投票權。而在馬塞諸塞灣殖民地，一開始時限定了只有公司股份的男性持有者可享有投票權，后來，清教徒教會的男性成員也可享有此種權利。與此同時，在某些小鎮，這個限制進一步放寬，連男性物業持有者都可以享有投票權了。而且，就如我會在后面提到的那樣，海盜們的分權是將“最高的權力……下放到團體中”，而不是像之前的種種分權機制，只把權力下放給一小撮貴族成員或者享有特權的政治精英。
海盜們的民主是激進的，根據歷史學家休·蘭金（Hugh
Rankin）的說法，這就是一種“接近無政府狀態的民主”。沒錯，是無政府狀態，不過就如我在本章和下一章所說的那樣，他們可是一點兒也不混亂。海盜民主政體意味著一個要集體做決定的海盜社會。通常，我們會通過個體的國籍、定居地或者其對某些國家和政府的擁護來定義和區分不同的社會。然而，上述各種傳統的標準無一適用于海盜。盡管他們生來都是某些獲得認可的國家的公民，但大多數海盜在30歲之前就已經拋棄了他們與其政府之間的聯系。也許只有西印度海盜除外——他們在某些時候會為歐洲不同國家的政府服務，充當他們的雇傭海盜。真正的海盜則不然，他們只會追隨著航行時高高飄揚在他們頭上的黑色骷髏旗，而不會追隨其他任何旗幟。他們夸耀道“他們不認任何人作同胞”，寧愿“出賣他們的國家”，并且“會竭盡所能去作惡”。就如海盜藐視、唾棄政府那樣，反過來政府也同樣蔑視海盜，英國法律就拒絕讓海盜享有合法居民的各種權益。就像羅得島（Rhode
Island
）的一名軍法署長所描述的，海盜“沒有祖國，因為他們所犯下的罪行，他們與我們隔絕，并且摒棄了所有合法社會中的權益”。另一名政府官員則宣稱，海盜“背棄了共同的人性，也不應享有天賦的各種權利”，就像“一頭兇殘瘋狂的野獸，人人得而誅之，這完全合法”。然而，海盜對合法社會的背棄和合法社會對海盜的唾棄并不意味著海盜沒有一個屬于自己的世界。當約翰遜船長提到海盜群體時，他說這是個“面目可憎的團體”，也許他是對的，但無論如何，這也是一個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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