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主動升值正在快速推進。
最新數據顯示，8月24日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報6.3896，較前一交易日上漲91個基點，再創匯改以來新高。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所研究員吳慶對《中國經營報》記者說：“經濟結構調整必須放開匯率，我們現在需要做兩件事情，一是價格上，讓人民幣升值更快一些，升值幅度更大一些；二是從體制上，促使改革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讓人民幣自由浮動起來。”
主動性升值信號發出
數據顯示，截至8月24日，人民幣兌美元自2005年7月匯改以來，已累計升值29.43%，其中2011年至今的升值幅度達到3.65%。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人民幣自進入8月以來升值速度顯著加快，短短不到兩個月時間內，人民幣對美元的升值幅度已累計達1.28%。
中國上次升值加速在今年上半年，進入2011年4月份，連續突破6.55、6.54、6.53、6.52、6.51、6.50等6個關口，1~4月人民幣升值1.90%。
這兩段加速升值區段正顯露人民幣主動性升值信號。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孫立堅對記者說：“從戰略上，今年以來的這兩段人民幣升值與以往有所不同，就是國家態度從被動轉向主動，人民幣升值的步伐正在加快。”
曾擔任過里根總統顧問的哈佛大學教授費爾德斯坦表示，中國出于自身政治、經濟方面的考量，是希望讓人民幣兌美元升值的。他預測，未來幾年，美元可能會繼續相對于歐元和其他貨幣貶值，如果中國希望提高人民幣的全球整體匯率、以降低投資風險并控制通脹壓力，那么將允許人民幣兌美元大幅升值。
這種觀點引發廣泛的猜測——“中國政府即將出臺新的匯率政策，讓受嚴格管制的人民幣顯著加快升值步伐，并允許人民幣在市場作用下加大波動幅度。”
二十多年以來中國一直推行著外向型經濟增長方式，為了增加就業和維持經濟增長，各地政府鼓勵出口創匯政策，換得大量外匯。迫于人民幣升值壓力，央行不得不頻繁通過對沖操作，實現人民幣緊盯美元并保持匯率穩定，從而使中國常年保持了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的雙順差。
“這種匯率政策是成功的，極大地促進了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但結構性的問題也愈發突出，中國應該改變一下經濟增長方式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所研究員吳慶說。
緣何放開匯率
種種跡象顯示，美債危機是加快人民幣升值步伐的導火索，但中國更為主動地戰略性升值，加速人民幣國際化，表明匯率工具可能已經超過利率工具，上升為當前中國經濟結構調整和宏觀調控最重要的政策工具之一。
“中國外匯和貨幣政策受制于美元已經很多年，最根本是要調整經濟增長方式，我們現在的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方式已經走了十多年，走得很成功，全球沒有一個其他國家在這上面走這么長時間，走得差不多了就得換一條路，具體到政策上來說就要放開匯率。”吳慶表示。
“為什么持有那么多外匯，就是不想讓人民幣升值，只要升值我們就不斷地干預，不斷地賣人民幣、買美元、買外匯，這雖把匯率控制住了，但同時外匯也越積越多。”吳慶說。
人民幣近期主動升值是在美債危機動蕩，中國外匯儲備掉進“美元陷阱”的背景下推動的。隨著標普下調美債評級，中國購買的美債承受著較大的投資損失風險。
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盡管輿論一致認為應該減少持有美國國債，外匯儲備結構應該合理化，但幾年下來，中國購買美債有增無減，目前中國至少持有1.16萬億美元美國國債，是持有美國國債最多的國家，根本原因在于中國持續增長的外貿順差。
從2000年到2010年的十年間，美元兌人民幣累計貶值20%，其結果是，我國十年間外匯儲備增長16%，但折算成人民幣，增幅只剩下不到13%。
“調整勢在必行，中國通過大量出口換回一堆貶值的美國國債，不斷面臨投資損失風險，這條路再也行不通了，應該從減少外貿順差的源頭上做文章。”中國建設銀行國際金融專家趙慶明(微博)說。
與此同時，中國外匯儲備的過快增長與積累已經成為推動當前通脹上漲的重要影響因素之一。由于中國大量持有美債，現時美元與人民幣密切“掛釣”，中國貨幣政策失去獨立性，美國貨幣政策一放松，中國貨幣政策就會跟隨放松；美國貨幣政策一收緊，中國貨幣政策就會緊縮。因而，失去匯率工具的貨幣政策，對于國內的通脹難以防范。
綜合性政策有待出臺
幾家歡樂幾家愁！人民幣升值對一些外向型中小企業來說，是“雪上加霜”。
一些溫州中小企業老板表示，“受到歐美債務危機影響，現在國外經濟形勢都不看好，加上人民幣升值，我們幾乎沒有利潤了，再這樣下去企業只能倒閉。”
記者了解到，一般行業的外向型中小企業的出口利潤率只有3%~5%，如果人民幣升值幅度超過5%，他們將無利可圖，而對某些行業沖擊更大，以大宗、低檔紡織品出口為例，人民幣每升值1%，紡織行業銷售利潤率將會下降2%~6%。
不過，人民幣升值有利于促進產業整合，加快行業優勝劣汰。當前我國紡織服裝業存在的中小型企業數量較多，并具有多、小、雜的特點。經過2008年金融危機后，行業內已經淘汰了部分中小企業，行業集中度開始不斷提高。
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認為，人民幣匯率增強彈性將推動沿海出口行業提高技術、創新產品、向中西部地區轉移；同時將引導資源從出口部門向服務業等內需部門配置，減少經濟對出口的過度依賴。這些都有助于產業升級、結構優化、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吳慶認為，“3%~5%的利潤率抵擋不住5%以上的升值”的判斷，是競爭領域的小企業主“只見樹木(自己的企業)不見森林(自己所處的行業)”，在本企業靜態財務分析的基礎上得出結論。如果對人民幣升值的沖擊進行經濟分析，得出的結論截然相反。實際上，“3%~5%的利潤率”是所有充分競爭行業的共同特點，與匯率、工資水平無關。
但目前的形式是，中小企業還面臨著資金短缺的困境，自去年以來，央行連續12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使大中型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達到21.5%的歷史高位，銀行信貸由此進入冰凍期，不斷收緊的貨幣政策卻把中小企業“錯殺”，一些中小企業甚至求助于民間高利貸，在此期間，人民幣升值對其來說更是雪上加霜。
“在人民幣升值的同時，政府要推出綜合的配套措施。”宗良認為，讓中小企業在可以承受的范圍之內，隨著中小企業轉變生產方式提高生產率逐步加大人民幣升值步伐，升值的速度要兼顧經濟結構的轉型，而且在此期間，要配合適當的外貿政策的調整，同時也要想法解決中小企業貸款難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