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民無信不立，早在兩千多年前孔子就提出了信用的概念，然而，中國信用體系建設僅有十幾年的時間。雖然初步建成了社會信用體系的基本框架，但仍面臨嚴峻挑戰。一些地方、一些領域還存在嚴重的信用缺失現象。假冒偽劣、坑蒙拐騙、合同違約、商業欺詐行為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勢，更逐步蔓延并侵蝕到社會的各個層面。由此導致的信用貧困，已成為阻滯我國市場經濟成長和成熟的極大障礙。本報深度欄目從今日開始，用系列報道的形式問診“信用貧困”的現狀與成因，探究“信用脫貧”的可行之路，敬請關注。
產自廣東的“意大利皮具”，自家釀出的“拉菲帝國”，地攤上買來的“LV”，菜市場的“祖傳貼膜”……商業領域造假行騙之風似乎從未停止，甚至越刮越盛。各色假冒偽劣、坑蒙拐騙不僅遍及城鄉，還出現了從小食品、小建材等“五小”向大店、名店甚至跨國公司蔓延的態勢，有些甚至令監管部門和一線執法人員束手無策。泱泱大國，禮儀之邦，為何“一信難求”？
“三十六行 詐騙為王”
有人為了讓干辣椒顏色亮、賣相好、不發霉，用致癌的工業硫磺熏；有人在豬血豆腐中摻甲醛；也有人用廢舊塑料甚至醫療垃圾造吸管……“啥還能買，誰還可信？”成了各地民眾的“高頻語”。
這段時間以來，越來越多的消費者開始對曾經風靡各地的“涮肉”避之唯恐不及。就在今年8月，上海食藥監部門在檢查中發現，虹口區嘉麟閣酒樓加工銷售未經檢驗、檢疫的精致牛、羊肉卷，且在產品中檢出摻雜摻假成分，其責任人葉秀鳳被處五年禁入食品業。而在此前一個月，上海已有周浦萬達廣場品尚豆撈坊等五家門店被查出使用摻假羊肉。
去年以來，上海、江蘇等地警方連續破獲假冒牛、羊肉大案，發現不法分子使用鴨肉、狐貍、水貂、鼠類肉等未經檢驗檢疫的動物肉制品冒充羊肉銷售。為了增加“雜肉”的風味和耐煮性，造假者使用牛羊油浸泡或添加明膠。更有甚者，還有人添加胭脂紅、硝鹽等有害物質打扮“賣相”后兜售假冒牛、羊肉。而在銷售環節，包括“卜蜂蓮花”等大型超市在內的門店也牽涉其中。
“假冒牛羊肉不僅欺詐消費者，而且未經檢驗檢疫的動物肉制品可能攜帶大量細菌和病毒，也可能存在過敏源，將其用作食用肉上市有害公眾健康。”復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厲曙光在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時表示。
連民眾日常食用的牛羊肉尚且如此，其他商業坑蒙拐騙更是花樣繁多。長沙市公安局治安支隊食品安全警察大隊副大隊長熊海軍介紹，他們近年查獲一起涉案金額數千萬元的制作假酒大案，發現不法商販高價收購真酒瓶，買來帶有逼真防偽標識包裝盒，使用普通白酒勾兌高檔酒，用“瀘州老窖頭曲”和“二曲”勾兌“國窖1573”、“五糧液”和“水井坊”。造假分子與一些公款消費多的單位、高級酒店采購人員勾結，組成賣假買假共同體攫取暴利。
在各地警方近些年查獲的假冒偽劣案件中，有人用工業鹽制作“加碘精制鹽”，其中所含亞硝酸鈉攝入三克可致人死命；有人為了讓干辣椒顏色亮、賣相好、不發霉，用致癌的工業硫磺熏；其他如豬血豆腐中摻甲醛、廢舊塑料甚至醫療垃圾造吸管、雙氧水泡干牛筋等，不勝枚舉。
“三十六行，詐騙為王！”一位執法人員這樣勾畫當前商業領域面貌。
此外，在資產、產權評估方面，標準設置隨意、估價隨心所欲；在金融市場，信用卡惡意透支、偽造變造銀行票據詐騙、假網絡銀行轉賬、非法集資等手段不斷翻新；在企業經營領域，偷稅漏稅、會計造假、欺詐上市、操縱利潤、惡意透支等屢見不鮮；各類生意往來中，惡意合同違約、逃廢債、假破產等比比皆是。
今年“3·15”期間，國家工商總局發布的數據顯示，2012年全國工商系統共立案查處侵權假冒案件12.04萬件，其中依法向司法機關移送涉嫌犯罪大案1576件，比2010年翻了兩番多。“啥還能買，誰還可信？”成了各地民眾的“高頻語”。
股市造假 萬千股民被坑
金融市場，沒有信用，就無法定價。梳理具體公司，造假痕跡眾多。
在商業領域失信造假泛濫成災同時，與萬千股民切身利益直接相關的上市公司也頻頻被曝出違規造假，其中萬福生科的存在正是股票市場失信的例證。
虛增營業收入、成本和利潤，距離2011年9月27日正式登陸創業板上市不到一年，萬福生科就被發現虛構業績，被稱為“創業板造假第一股”。2012年9月14日，湖南證監局對萬福生科立案稽查。2012年9月18日，地方證監局的立案稽查升級為中國證監會立案調查。
2012年10月26日，萬福生科承認其造假行為：公司在2012年半年報中存在虛增營業收入1.88億元、虛增營業成本1.46億元、虛增利潤4023萬元。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013年3月2日，萬福生科再次發布公告承認，經自查，公司2008年至2011年累計虛增收入7.4億元左右，虛增營業利潤1.8億元左右，虛增凈利潤1.6億元左右。萬福生科披露的公開信息顯示，造假主要通過虛增“在建工程”和“預付賬款”項目來實現，比“應收賬款”虛增收入更為隱蔽。
根據更改后的中報，萬福生科2012年上半年營業收入8217萬元，同比下降64.61%；凈利潤虧損1368萬元，同比下降143.87%。公司前三季度實現營業收入1.81億元，同比下降54.23%；凈利潤虧損93.41萬元，同比下降101.55%。
有機構按照萬福生科披露的相關資料估算，由于其上市發行價高達25元每股，合計持有逾4000萬股萬福生科的龔永福、楊榮華身價高達10.05億元。而2008年之前，萬福生科的前身注冊資本金為2000萬元。
回顧整個案件的進程，最終對萬福生科的罰款卻僅有30萬元，“要讓欺詐上市者直接退市、賠償投資者損失”似乎最終并未完全實現，這一失信成本著實成為對造假者的縱容。
萬福生科造假并非個案。11月初，證監會通報了北大荒、ST生化、零七股份、康芝藥業等4家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存在違法違規行為。
財經評論家葉檀在其博客上寫到，金融市場，沒有信用，就無法定價。梳理具體公司，造假痕跡眾多，說到在總體上市公司中占比多少，卻難以計數，“壞蛋分子”只能是不可計量的一小撮。
從信用貸款的缺失，可以倒推中國銀行貸款領域不相信有“信用”二字，從國外借殼上市的退市與造假比例，以及國內造假的具體例證，就可以倒推國內股票市場的造假情況。葉檀說，因財務造假而被停牌和退市的中概股超過60家，中概股信用盡失，未來上市成本上升、信用折價。
經貿失信 損人不利己
商業信用的缺失不僅破壞了我國的投資和營商環境，限制了我國消費經濟的發展，更是對國家形象造成負面影響。
中國信用出口保險公司上海分公司副總經理陸棟提供了一組數據顯示：我國企業每年壞賬率高達1%至2%，遠高于成熟市場的0.25%至0.5%的水平；我國每年簽訂40億份合同，其中履約率僅50%；我國企業每年因信用缺失導致的直接和間接經濟損失高達6000億元，其中因產品質量低劣、制假售假、合同欺詐造成的各類損失達2000億元。
近年來，我國經濟貿易領域誠信缺失的現象非常明顯，甚至已經擴大至國際貿易領域。失信于民、失信于外國政府和投資者的行為，直接破壞了我國的投資和營商環境，影響國家形象。
“曾有這樣一個調查：歐美人更喜歡和印度人做生意，而非中國人。”江蘇省社會信用體系建設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程友華向《經濟參考報》記者稱，印度人誠信度更高是主要原因。
據中國傳媒大學副校長、博士生導師胡正榮教授介紹，2012年他在肯尼亞發現，當地很多民眾對中國最深刻的印象仍是：李小龍、成龍和“便宜的東西”，非洲不少國家對中國產品存在“價格低廉但質量低劣”的印象。這種對中國商人不信任的現象在國際貿易中頻頻出現。
誠信缺失對我國國際形象、國際貿易的損害顯而易見，而完善的信用體系則會帶來極大的經濟效益。上海立信會計學院信用管理專業教授洪玫向記者展示了一個模型：美國進行信用體系建設和立法的前二年，對經濟并沒有顯著的刺激作用；立法完善后，剔除其他因素，信用促使美國經濟成倍增長。
陸棟還介紹，美國等西方國家90%以上的市場交易都是信用交易，在占GDP80%以上的消費經濟中，2/3以上是通過信用消費實現的，而我國所有交易中企業間信用交易僅占20%。“如果具備完善的信用體系，意味著我國經濟尤其是消費領域將有巨大的增長空間。”
信用交易的落后，讓我國在國際貿易中常扮演“苦主”的角色。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副會長于平曾估算，隨著出口貿易額不斷增加，海外拖欠中國企業的賬款越來越多，中國企業被拖欠的海外欠款約有1500億美元。而我國商賬追收和信用風險管理專業能力不強，導致中國企業往往吃“啞巴虧”。
初級階段 必然沒治？
一些執法人員受“沒治論”、“必然論”的影響，消極不作為甚至充當商業欺詐行為的“保護傘”，令公共管理維護商業誠信的成效大打折扣。
在采訪中，很多專家和群眾寄希望于依靠監管來提升商業領域的誠信水平，更有群眾建議政府要像“當年新中國治理煙館賭場一樣，一夜之間把假冒偽劣掃蕩得干干凈凈”。
但與社會期待形成鮮明反差的是，一些監管部門和執法人員卻感到無力和迷惘。某城市工商所所長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我們只有幾個人，要管的商戶上萬家。走馬觀花跑一輪都要花上幾個月，能查出啥問題？”
一些執法人員坦言，我國近些年對商業誠信建設強化管理的力度不可謂不大，但商業欺詐的氣勢依然很盛。當前，各種商業失信行為從城市蔓延到農村，假冒偽劣食品、山寨電器等讓很多曾經民風淳樸、崇尚一諾千金的窮鄉僻壤也逐漸世風日下；傳統市場問題沒有肅清，網絡和電信詐騙又日益活躍。聚集在城鄉結合部的小食品、小建材、小塑料、小洗滌、小加工等“五小”作坊，治理查處的難度還在不斷增大。而另一方面，大企業、老字號乃至外資企業問題又開始露頭。如在海外“老老實實”的沃爾瑪、家樂福、葛蘭素史克、肯德基等“世界500強”，近年也頻頻出現商業欺詐。
據了解，西方國家工業化初期，假冒偽劣等商業誠信問題層出不窮。19世紀中晚期至20世紀30年代，希臘、意大利仿冒法國名牌奢侈品乃至普通紅酒；美國市場摻水牛奶、摻炭咖啡、骨膠混合草籽制果醬、甲醛牛奶、硼砂黃油、硫酸肉等，頻頻引發消費恐慌。上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經濟起飛期的韓國、中國臺灣、泰國等，也成了假冒磁帶、太陽鏡、名牌服飾、箱包、運動鞋等貨物的“制售天堂”。
在此背景下，一些監管機構負責人和執法人員內心深處認同這樣的觀點：當今處在商品經濟發展初期，商業失信泛濫是必然歷史階段。等經濟社會發展到“下一代”，一切自會迎刃而解。
專家認為，在“沒治論”、“必然論”的影響下，當前一些監管部門和地方政府，對商業誠信的制度設計，往往帶有部門或地方利益色彩；而在執法層面，一些人則消極不作為甚至充當商業欺詐行為的“保護傘”。如此一來，公共管理維護商業誠信的成效大打折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