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無信不立，商無信不興。當前，存在于我國社會、商業各領域的“信用貧困”，已成為阻礙我國長遠發展、影響我國國際形象、破壞社會和諧穩定的“頑疾”。總結各地先進成果，借鑒國際成果經驗，多措并舉，加快推進信用體系建設，已迫在眉睫。
專家認為，信用體系建設的關鍵在于信用信息尤其是失信信息的整合，做到“牽一發而動全身”。同時，應加快誠信立法，推廣信用報告制度。此外，還應進一步加大對失信行為的懲罰力度。
“群龍治水”錯失信用體系建設黃金期
在當前信用信息分散于各部門的情況下，突破在組織結構層面的障礙，將分散的信用信息充分整合，為信用體系建設建立完善的數據庫，是建設信用體系的首要任務。
我國對于信用體系建設并非不重視。2001-2006年，發改委、商務部、人民銀行等部委從各自分管領域發起信用建設；2007-2008年，國務院設立社會信用體系建設部際聯席會議制度，統籌15家成員單位“共建誠信”；2008-2012年，國務院賦予人民銀行“管理征信業，推動建立社會信用體系”的職能，但在社會領域進展緩慢；2012年起，國務院又確立發改委、人民銀行共任牽頭單位，協調其他17個部門開展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而歷經十余年，牽頭部門幾經輪換，卻很難說已實現了初衷。
“群龍治水”帶來的主管部門不明確，路徑不明晰，導致我國信用體系建設的黃金期被推遲，具體表現在：部門利益就像“看不見的手”，一到做事時就顯示出來，導致整體推進緩慢，雷聲大雨點小；地方先行先試取得探索，但國家層面頂層設計缺失；上位立法進程緩慢，市場發展和信息征集有“腿”難行；各地認識程度不同，導致建設水平參差不齊，全國信息聯網也存在難度；信用信息資源或閑置，或“孤立”，沒有發揮盤活市場效率的作用。
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教授吳晶妹認為，各部委屬于平級單位，以往以某部委之力去調動其他平級單位的資源，在組織結構層面有很大障礙。在中央層面，可考慮設立專門的“中國信用監督管理委員會”，在地方層面設立相應的信用管理部門，以此為依托把分散在各部們的相關信息統一起來。
專家建議，我國應提出和實施國家信用戰略，從上至下加快推進信用體系建設，避免各地各議、重復建設。
上海立信會計學院金融學院信用管理專業教授洪玫認為，有必要設置一個獨立的全國組織機構，實行統一領導、統一規劃、統一標準，集征信、信用評級、立法建議、監督懲罰等于一體，改變過去信用建設由部委兼職、掛靠的混亂局面。
設立專業化的信用管理機構，正是信用體系建設先進城市的共同特點。例如，河北省廊坊市成立了由市長掛帥的社會信用體系建設領導小組，形成了由常務副市長擔任總召集人的信用體系建設聯席會議制度，并設立專門的廊坊市人民政府信用辦公室，專門統籌協調信用體系建設相關事務；江蘇、湖南等地政府專門組建了公共信用信息中心、公民信用管理局、征信辦等部門，作為財政全額撥款事業單位，并配有專職工作人員。
系統性法律支持缺乏局面必須改變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黨委書記章政認為，在我國，大量的政府信息并未公開。在信息不公開的情況下談誠信體系，無異于“無米之炊”。從世界各國的經驗來看，只有建立信息公開制度，使掌握在政府各部門手中的信息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充分公開，才能為信用體系建設提供豐富的信息源，使信用體系建設擺脫“沒米下鍋”的尷尬。
在德國，公共信用信息系統是誠信體系的重要組成，主要包括聯邦銀行信貸登記中心系統、地方法院工商登記簿、破產法院破產記錄、地方法院債務人名單等，其信息均對外公布，并成為私營信用服務公司的重要信息來源。
從20世紀60年代起，美國通過頒布實施《信息自由法》、《聯邦咨詢委員會法》和《陽光下的聯邦政府法》等法律，建立了信息公開制度，原則上所有政府信息都要公開，不公開是例外；1993年日本行政改革委員會提出《行政信息公開法剛要》，對征信機構收集政府部門保有的信用信息提供法律依據，2001年，日本《行政信息公開法》實施，大量政府信息開始免費向社會公開。
專家認為，政府信息公開，必然涉及保護企業機密、個人隱私的問題，只有通過立法，才能真正明確隱私的邊界。在日本，《貸款業規制法》《分期付款銷售法》《信用信息服務機構的個人信用信息保護方針》均對征信機構獲取個人信息的范圍作了具體約束。
在美國，信用方面的相關法律法規有17部，形成以《公平信用報告法》、《金融服務現代化法》為核心，以《平等信用機會法》、《公平債務催收作業法》、《誠實租借法》、《信用卡發行法》、《公平信用和貸記卡公開法》、《電子資金轉賬法》等相關法律為輔助的法律體系。美國的《公平信用報告法》是規范信用報告行業的基本法，它明確規定，消費者有權到信用局查閱其本人的信用檔案紀錄，并有權要求調查和改正任何不正確之處，同時還嚴格限制他人查閱信用檔案，必須有被查閱人的書面同意才能查閱等。
在立法推動方面，我國許多地方也進行了諸多有益的嘗試。上海、江蘇、遼寧等地分別出臺了《個人信用征信管理試行辦法》《企業信用征信管理暫行辦法》《失信投訴舉報管理辦法》《失信黑名單企業懲戒聯動實施辦法》等，為信用信息跨部門、跨系統、跨平臺交換共享打下基礎。據不完全統計，僅江蘇省出臺的信用管理制度各類辦法就達100多項。但在全國層面，信用體系建設仍缺乏系統性的法律支持。
洪玫認為，要把建立和完善信用體系立法當作一項系統工程。在宏觀立法層面，可出臺《信用管理條例》，為信用管理建章立制，比如明確組織機構怎樣設置、信用信息數據庫怎樣運作等；在中觀層面，針對信用信息管理，可盡快出臺《信息公開法》或《信用信息保護法》，對信用信息的公開和保護進行規定，針對商業秘密和隱私權保護，可出臺《企業商業秘密保護法》《個人隱私權保護法》等；在微觀層面，可圍繞一些專業性法律開展工作，比如出臺關于信用評級和商賬追收的規定，及時填補空白。
推廣“信用報告”制度初期要靠政府
將個人、企業信用信息由第三方專業機構整合成專業的信用報告，并以信用報告為媒介傳遞失信信息，是各國信用體系建設的普遍做法和成功經驗。
上海財經大學商學院教授戴國強說，在美國，法律支持信用服務機構提供有償信用調查報告，讓失信記錄能在社會傳播，把失信者對交易對方的失信轉化為對整個社會的失信。按照美國相關規定，企業提供的個人信用報告內容可包括消費者個人的破產記錄、欠稅記錄、犯罪記錄、被追賬記錄等負面信息。而個人在申請消費信貸、申領信用卡和求職等活動中都會使用信用產品。
在德國，政府對公共信息進行公開，資信調查與評估則主要由Schufa等第三方公司完成。Schufa記錄已成為廣泛接受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正式記錄。比如，在德國租房子，Schufa記錄幾乎是租房人必須提供的一份文件。中介和房東都會仔細審核租房人的信用記錄，有過失信污點的人自然不太容易得到房東的信任。銀行發放信用的時候也會參考申請人的Schufa記錄。甚至就業找工作，雇主也會看看求職者的Schufa記錄。
目前，我國一些城市也已推廣信用報告制度。擁有130多萬人口的江蘇省睢寧縣，自2009年起建設大眾信用體系，目前已對全縣范圍內所有具備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114萬人建立個人信用檔案。睢寧的個人信用檔案，將商業服務信用信息(銀行借貸、信用卡使用等)、社會服務信用信息(個人納稅、社會保險繳納等)、社會管理信用信息(制假售假、家庭道德、交通違法等)、社會信用特別信息(包括民事訴訟、刑事處罰等)等各類信息分別進行量化，通過打分把個人信用從高到低分為ABCD四個等級，并建立個人信用報告。
業內人士認為，由于我國信用體系建設剛剛起步，建立、推廣信用報告制度仍需要政府的支持和引導。湖南省信用管理局工作人員認為，當下我國信用評級工作進行得并不普遍和系統，一些機構、企業、個人對信用評估工作缺乏知識和意愿，一些機構、企業、個人還不懂得如何使用信用評估的資信。這個時候，政府一定要走上前臺，促進信用產品的推廣。
楊國利認為，在目前的社會信用體系發展初期，信用市場培育初具雛形，自主的信用需求還非常薄弱。面對這樣的局面，政府需要在自己能夠說，并且說了算的領域率先推廣使用信用產品。待市場自主需求力量形成時，全社會的市場培育工作就自然而然形成了，政府的引導作用才可以慢慢退出。先政府、后市場，先由政府推動再交給市場，顯然是我國推行信用報告制度的合理路徑。
對失信行為須加大懲罰力度
今年10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失信被執行人名單庫正式開通。截至11月4日，全國法院依職權共將31259例失信被執行人信息納入了該名單庫，公眾登錄最高人民法院官網即可查詢。
最高人民法院已同中國工商銀行、中國農業銀行、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交通銀行等金融機構展開合作，實現共享失信被執行人名單信息。眾多金融機構在進行信貸審核時，通過利用失信被執行人名單信息對具有失信情形的當事人拒絕發放貸款及其他融資形式，以規避金融信貸風險。這些措施相應地限制了失信被執行人的融資渠道，對其產生了顯著的限制和懲戒作用。
《經濟參考報》記者調研發現，近年來，國內一些城市通過部門聯動、加大對失信行為懲罰力度的方式，極大增加企業、個人的失信成本。這種“一處失信、處處受制”的制度安排，讓失信者寸步難行，形成了不敢失信、不能失信的機制和環境。
山東省濰坊市在全國率先建立起“信用信息共享、社會各方聯動、誠信褒獎、失信懲戒”的訴訟誠信體系，為涉訴當事人建起“誠信檔案”。涉訴當事人是否有不誠信記錄，在濰坊任何一個法院一查便知。該市一女青年王某和男青年李某戀愛大半年準備結婚，聽說有“誠信檔案”后，王某去法院進行查詢，發現男友李某是個“老賴”，失信行為嚴重，王某慎重考慮后選擇了與其分手。
上海市新一輪地鐵逃票整治行動中，違規者信息將被記入個人信用信息系統，可能導致其今后在貸款申請、求職等方面遇阻。目前，已有至少160條涉事者信息被記錄在案。
江蘇省近期出臺《社會法人失信懲戒辦法(試行)》和《自然人失信懲戒辦法(試行)》，對社會法人和自然人的失信行為作出清晰界定，根據情節嚴重程度從低到高將失信行為劃分為一般失信、較重失信和嚴重失信三個等級，并有明確限制性規定。比如有較重失信行為的社會法人，將被作為日常監督檢查或抽查重點，減少優惠政策和資金扶持力度等；對于有嚴重失信行為的自然人，將暫停或取消與失信行為相關的職業資格，緩評職稱，取消相關社會福利、補貼和政府資金扶持、限制貸款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