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企與地方之間會存在某種程度的博弈，這在我國具有一定普遍性。央企駐扎地方，有賴地方政府支持；但對地方而言，央企的經濟貢獻有限，地方的經濟發展和財政增長壓力卻在加大。對此，專家指出，解決央地之爭的深層問題，亟須通過頂層設計，完善現有的法規和機制，深入推進資源稅改革，致力于構筑和諧、共贏的央地新關系。
資源類稅費改革亟須推進
榆林市能源局一位工作人員說，長慶過去把榆林大部分資源都登記了，90年代初期，中石油和榆林達成協議，把一部分資源劃給了地方。“應該說中石油在帶動地方石油經濟發展方面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他說。
但不少人認為，與央企從地方獲得的利益相比，其所做的貢獻及承擔的責任遠不如地方企業。“陜西地方的石油企業交的是地稅，長慶交的是國稅，對地方財政貢獻有限。這是引發矛盾的一個原因。”長慶油田一位職工說。
除此之外，榆林市一名政府工作人員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長慶從榆林輸出天然氣，卻在注冊地北京市繳稅，這對資源輸出地來說有失公允。
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員周大地認為，可以學習西方某些國家的經驗，通過稅收政策來調整產業布局。比如，很多國外大企業沒有在大城市注冊而是選擇小城市，是因為大城市成本高，而小城市又給出了稅收優惠政策。
對此，陜西省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劉曉慧指出，我國的稅費機制調整還是有些滯后，比如資源稅多少年了都沒有變化，直到去年才進行了一些改革。“資源稅名義上是中央和地方共享，但管理權集中在中央，地方政府只負責征收，沒有足夠的權限，不能通過調整資源稅的方式來調整地方經濟。”
她提出，一方面，要進一步完善資源類稅費的計征辦法，發揮稅收對當地經濟的調控作用，尤其要對西部資源富集地區進行資源稅改革；另一方面，國家出臺的資源稅改革是全國層面，但區域發展不同，生態環境不同，稅費制定需要適應當地發展狀況，因地制宜。
生態補償機制應設立專項基金
榆林市環保局一位工作人員告訴記者，雖然對于排污費全國有統一標準，但操作起來難度大，榆林的資源型企業很多，一個企業有成千上萬口油井。“我們人員少，地方面積又大，跑一次出去半個月都回不來，檢查起來很困難。”
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要加快生態文明制度建設，實行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補償制度。對此，陜西省社科院研究員張燕指出，我國對“水土流失補償費”目前并無明確的全國統一標準，操作起來會更加困難。因此要盡快出臺相關細則。“至于如何評價和補償，這是一個長期工作，應該制定科學的評估方法，對企業獲得資源的利潤、造成的污染等進行系統評估。”
針對補償機制的制定，劉曉慧認為，首先得制定法律和制度，做到有法可依，而且要出臺具體的措施和標準，因為各個地區情況不一樣，不可能制定統一標準。“可以讓能源資源企業出資成立專項基金，用于治理當地被破壞的生態。”
“而且要專款專用。”周大地說：“水土流失補償費不能拿來蓋政府房子、買車，或支持別的與此無關的項目。基金的錢不能直接給地方政府，而應進入退耕還林、水土保持渠道，然后進行評估，長期追蹤。”
央地關系應尋求合作共贏
長慶油田一位職工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事情發生后，職工情緒比較大，認為地方政府對國家某些法律條文條款斷章取義，用在他們身上。
“其實政府也有自己的難處。一些央企長期以來享有優越感，對地方政府和民眾不夠尊重，導致氣氛很緊張。”榆林市能源局一位工作人員說：“一個企業在地方開采資源，征地、管道、運輸、后勤服務都需要當地支持。企業應該跟地方政府和當地居民搞好關系，多溝通，換位思考。”
針對此次長慶油田拒繳8.5億元水土流失補償費的事件，北京德恒(西安)律師事務所律師何玉輝指出，如果央企對地方政府法律法規有疑義，可以建議有關部門進行修改，但不能抵觸法律法規的施行，相反，央企更應該帶頭遵守地方的法律法規。
劉曉慧指出，央地關系近幾年更加復雜多變。一方面地方歡迎央企落戶，畢竟它們實力強，能促進當地經濟發展，形成產業鏈，對調整當地經濟產業結構、帶動就業和服務業，都有好處。
但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對央企沒有話語權，沒辦法管理。“我覺得，從整個國家層面來說，央企有社會責任和義務。落戶地方以后，社會責任和價值或多或少應該在當地體現得更多一點，這樣才更受歡迎。”
對于央企與地方政府今后的關系，張燕希望，央企在地方能真正起到統籌全局的作用，在地方經濟陷入苦難時，可以起到推動和收納的作用，并且可以惠及地方民眾；地方政府也應一視同仁，對央企給予應有的支持政策。
“央企和地方政府之間應是合作共建的關系，而非對立。它們最終需要實現共贏，而非此消彼長、此長彼消。”劉曉慧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