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
“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4”于3月22日-24日在釣魚臺舉行。上圖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
以下為演講實錄：
蔡昉：非常感謝能夠給我這樣的機會跟大家談相關的問題。
因為前面講了教育，教育影響就業。那么就業影響人們的收入，那么收入的增長是一回事，收入的分配又是一個事，所以雖然這個地方坐著兩個最好的收入分配專家，但是我想講一點收入分配的問題。
那么我們知道我們自2004年以來，勞動力市場逐漸走向非常的強勁，我們發現民工荒轉變成了全國性的勞動力短缺，那么至今為止我們的勞動力還是短缺的。與此同時，從2004年到目前，普通勞動者的工資迅速的上漲，我們知道農民工的工資剔除物價因素以后，他們的工資上漲，每年達到12%。那么有些年份，就是越往后這些年，它漲的速度也就越快。那么同時我們也看到，不僅農民工的工資，其他普通勞動者的工資，甚至農業中雇傭勞動者的工資，都以非常快的速度上漲。那么很自然的我們知道農民，工資性收入構成了農民收入的重要的組成部分，而特別是農民收入增長的增量，絕大部分來自于他們外出就業得到的工資性收入。因此很自然，普通勞動者，農民工的工資上漲也就意味著農民收入的普遍提高。過去4年、5年的時間里頭，基本上農民的人均收入增長速度都快于城鎮居民的收入，因此城鄉收入的差距也因此縮小了，應該是縮小了，但是還有爭議。
我們過去很多研究發現，大概在全國的收入不平等中，經濟系數中，大概有50%是來自于城鄉收入差距，那么很自然城鄉收入差距縮小了，基尼系數也應該下降，那么因為它所占的比重如此之大，因此我們在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中，我們至少看到基尼系數漲到2007年在高點，后來增長就慢一點，那么2009年以后就出現下降的趨勢，因此很自然說就是說我們得出一個結論，勞動力市場幫助我們縮小了收入差距。這是一個結論，當然很多人不這么樂觀，那么我也提出有兩個失靈。
第一個是勞動力市場有失靈的時候，市場是可以失靈的，而且我們實實在在看到了勞動力市場失靈的現象。當普通勞動者，非熟練工人的工資上漲過塊的時候，我們就發現了勞動力市場的工資是趨同的，就是說你受的教育年限多，你不見得比我掙的多了，至少是說我沒有怎么受教育，但是我的收入增長比你還快，兩者之間的差距在縮小，盡管縮小了收入差距，但是這個縮小是代表著說對教育的回報率是有所下降。那么大學生就業比農民工就業難，農民工中，受教育程度高一些的和初中就輟學的人沒有差距，因此這種錯誤的信號，鼓勵，第一現在農民的孩子絕大多數不想上大學了，第二他們不上大學也就意味著不上高中了，當然魯部長剛才告訴我們一個好消息，以后有第三種選擇，就是上一個和勞動力市場結合更緊密的職業教育。但是美國教授又告訴我們說，說你今天覺得你接受的職業教育是一種技能，那你怎么知道五年以后、十年以后它還是不是技能呢，所以在相當程度上我們發現很多人輟學，不愿意再讀書了，不愿意讀書呢，我們未來他們的受教育程度，就不能滿足產業結構升級的需要。
在過去的20年的時間里面，我們根據人口普查的數據發現，20年里面，中國成人的受教育年限只增長了2.7年，20年里頭才增長了2.7年，而且在20年里面我們經歷了普及九年義務教育，而且經歷了高等教育的擴招，那么今后還有這樣的速度嗎，但是我們產業結構升級所產生的教育缺口至少是3年、4年，就在近期看也是這么大。因此，這是一個潛在的危險。今天我們有強勁的勞動力市場，幾年以后還是不是這樣，會不會產生一批新的脆弱群體，那么這是一個市場失靈。
還有一個就是政策失靈。
比如王曉魯教授不贊成說你說收入差距在縮小了，很多隱性收入沒有被統計所容納，而隱性收入的規模，比你統計局統計上來的規模收入還要高，我們假設這個數據規模多大不重要，我們承認還有一部分沒有統計的，比如說財產性收入、資產性收入，不公正的占有資源的收入，我們按照你這個收入的絕大部分是被收入最高的群體所占有，我們按照這樣的結構把它分下去，把它加進去，但是你如果計算無論是帕爾指數，還是最高最低的10%相比，還是最高10%和最低40%，其實你發現它的收入差距確實大幅度提高了，但是也有所下降。從2009年之后，其實也是下降的。一方面說我們收入差距也是有這個趨勢在縮小，另外一方面由于資源占有的不公正，由于我們政策上的原因，我們再分配還不是一個累進式的方式，沒有解決我們收入差距的問題，因此市場的失靈應該政府來做，那就是魯部長他們應該做的事了。那么政策的失靈，應該政府也要去管理，更好的規范資源公平制度，反腐敗，提高公平制度，市場也有它的份額，市場應該在能夠發揮作用的地方應該起到決定性的配置資源的作用，我們可以顯著地解決好資源分配的不公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