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金改滿兩年，目前已經進入瓶頸階段，再突破需要中央給予政策支持。
“今年將加強企業股改所得稅政策、民間借貸服務中心辦理借款業務利息個人所得稅政策、小額貸款公司稅收政策的研究，積極向國家爭取有關稅收優惠政策，探索建立地方準金融類機構和業務的財稅體制。”近日，本報記者從溫州市金融有關負責人處了解到上述消息。
登記借貸額
與實際借貸額有差距
根據今年3月1日已經實施的《溫州市民間融資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條例》)和與之配套的《溫州市民間融資管理條例實施細則》(以下簡稱《細則》)，大額民間借款須強制備案，“單筆借款金額300萬元以上”、“借款余額1000萬元以上”、“涉及的出借人30人以上”等情形的民間借貸行為要備案。
溫州民間借貸登記服務中心總經理徐智潛昨日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坦言：“與實際發生的溫州民間借貸總額比較，完成登記備案的民間借貸金額確實差距比較懸殊。”
據徐智潛介紹，目前，備案民間借貸不夠活躍原因很多，一是不少民間借貸合同要素不齊全，不符合登記要求。二是與征收借貸利息個人所得稅也有一些關系。此外，目前對于已發生的、在《條例》實施以前的大額民間借貸有半年緩沖期，緩沖期到今年9月1日結束。
民間借貸長期逃避法律并隱藏真實信息，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為了避稅。據溫州市最新公布的統計數據，截至3月27日，溫州市共備案民間借貸598筆，金額僅為10.76億元。其中單筆300萬元以上應強制備案的121筆，總金額為7.56億元。民間借貸服務中心服務全覆蓋并推廣到全國20多個地市，至3月26日累計登記借入借出需求總額95.08億元，成交總額34.19億元，場內借貸成功率41.53%。
“如果今年能爭取國家層面的稅收優惠政策，這將有助于加速民間借貸陽光化，這是一大利好消息。”徐智潛表示。
“合理降低民間借貸遵守法律的稅收成本，可以起到激勵其發展的積極作用。”溫州金融研究院學術委員會副主任、西南政法大學副校長岳彩申在接受本報記者獨家專訪時表示，稅收是消除市場外部性的社會規制手段，通過特別的減稅或抵稅鼓勵某種行為，能夠協調各種制度，提供適當激勵并產生彈性結果，在民間借貸領域可以廣泛運用。
差別化稅收
可以發揮三大激勵作用
岳彩申建議在民間借貸的稅收制度設計中，可以考慮按照主體行為而不是主體身份實施差異化稅收制度。具體來說，首先，對于純粹的民事性借貸，因不具有營利性或營利性不明顯，可以明確免除其稅收。“從美國一些州的經驗看，不具有營利性的偶然性借貸可不遵守關于放貸人的法規，也不必繳納基于借貸而產生的稅收。”
其次，對于商事性民間借貸，因屬經營性融資活動，應適當征稅。但對于具有一定公益性質(如投放“三農”、促進中小企業融資)的民間借貸，可以參照農村信用社或農村資金互助社的規定，享受稅收減免優惠。
再次，根據民間借貸交易的特征，可通過稅收激勵手段引導其投向國家鼓勵的領域，如對于投向戰略性新興產業、綠色環保產業的民間借貸，可以比照正規金融機構的政策給予更加優惠的稅收減免或財政補貼。
“差異化稅收減免實際上是對民間借貸主體轉讓信息進行定價，并提供相應的租金。”岳彩申強調。
岳彩申解釋稱，該制度實施的效果取決于稅收減免對出借人成本與收益的影響，即給予多少信息租金，基本標準應當是出借人所承擔的稅收負擔小于法律保護所帶來的收益。如果稅收負擔超過法律保護所帶來的收益，出借人就會為了利益而規避法律，信息不對稱會加劇;如果稅收負擔小于法律保護所帶來的收益，借貸主體就會自愿接受法律的約束。一旦民間借貸自愿進入法律的調整，信息不對稱程度就會降低，可以更好地實現規制的預期目標。
岳彩申認為，在上述條件下，按照主體行為而不是主體身份實施差別化稅收可以發揮三大激勵作用：一是增強民間借貸接受法律調整的積極性，解決民間借貸長期脫離法律調整的難題;二是減少民間借貸規制中的逆向選擇和負外部性;三是引導民間借貸更多地服務實體經濟發展。在實踐中，對信貸已經實施了差異化稅收政策，如對支農的小額貸款給予稅收減免優惠，取得了明顯的效果。民間借貸與小額信貸具有很多相同點，對民間借貸實施差異化稅收制度的積極效果是可以預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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