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商超賣貨要交進場費、節假日要交節慶費、超市開張要交新店開業費，甚至連合同續簽都要交續簽費，除此之外還有開戶費、貨損費、堆頭費、條碼費等各種料想不到的費用；從店長、主管到理貨員，甚至包括看電梯的老大爺，打理費用一個都不能少，商業賄賂腐敗滲透到商超每一個角落……《經濟參考報》記者在北京、上海、山東等地調查了解到，盡管國家有關部門多次清理整頓大型商超對供應商違規收費，但這種“亂收費”現象不但沒有得到有效遏制，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勢。
在大型商超對供應商“雁過拔毛”式的亂收費背后，是一些商超在強勢地位庇護下的逐利沖動，是缺少相關立法經濟處罰太輕的制度環境。更有部分商超為規避打擊，將不合理費用包裝成符合規定的“促銷服務費”或簽訂“暗合同”，通過瞞天過海之術鉆政策空子。不難看出，商超亂收費不僅殃及實體制造業，提高了“最后一公里”的流通成本，且導致物價虛高，讓消費者變成冤大頭。
為收費巧立名目 供應商“出血”敢怒不敢言
目前商超亂收費的覆蓋范圍廣，幾乎涉及所有商場、超市、百貨店、電器專業店等大型零售企業及其下屬門店，違規收費的項目接近30種，可謂五花八門、名目繁多，絕大多數供應商均被“雁過拔毛”。
李英是北京一家快速消費品供貨商公司的副總經理，從業10余年小有成就，但愈發嚴重的商超亂收費問題成為壓在她心頭的重擔。她告訴記者，我國傳統的商業模式是廠家、供貨商、超市、消費者，而大型商業超市是連接生產與消費的主渠道，占據絕對強勢地位，從商品進入超市到消費者購買整個流程，幾乎每個程序都向供貨商收取各類費用。
采購是供應商商品進入超市的第一個門檻，需要簽署正式合同。以李英公司進入北京一家大型超市為例，合同上約定需要首先交包括進場費、條碼費共約100萬元。合同上簽的是新品費，如果再增加一個品，一個品一個店需要3000元。節慶費每個店需要5000元，一年一般按照6個節日計算；店內還有海報費，一檔海報2000元，檔期為一周或者兩周，全年一般需要5檔海報。
此外，還有被稱為系統費的費用，也就是網費，因為供貨商需要用超市的電腦系統對賬、看訂單，這項費用為全年2000元。同時看，還有新店費，超市如果再開一家新店，供貨商需要交5000元到1萬元的新店費。北京這家大型超市一般一年開兩家新店，體現在合同上的費用就是在100萬之外，再加上幾萬元。由于合同一般是一年一簽，第二年續簽合同需要交1萬至3萬元的續簽費。“這不寫到合同里，行業內叫贊助費。”李英說。
上海一家代理進口牛奶的貿易公司總經理彭先生告訴記者，在上海一家知名的連鎖便利店，貨架上一個飲料面的位置每月展示費就要50元，按照800家店計算，兩個產品一年就需近100萬元，而且是每年都要付錢。
“與其說進場費是‘潛規則’，對我們來說就是‘明規則’，只能被動接受，敢怒不敢言。”山東一家大型超市的食品供應商張建新說，超市新店開業、老店裝修、店慶等等，都要供應商“出血”。商品上貨架銷售又要交貨架陳列費，交費越多，位置越好，中小供貨商毫無議價能力，層層收費“一個都不能少”。
記者調查發現，目前商超亂收費的覆蓋范圍廣，幾乎涉及所有商場、超市、百貨店、電器專業店等大型零售企業及其下屬門店，對違規收費的項目接近30種，可謂五花八門、名目繁多，絕大多數供應商被“雁過拔毛”。
按照收費的不同環節和層次，商超“亂收費”可分為三大類：第一類可統稱為一次性的“進場費”，包括進場費、合同費、開戶費；第二類是各種名目的服務管理費，包括節慶費、店慶費、新店開業費、老店翻新費、信息查詢費、廣告費、海報費、配送費、貨損費、導購管理費、陳列費、堆頭費、刷卡費等；第三類是隨合同期限和新品進入而增加的費用，包括合同續簽費、條碼費(新品進店費)等。
從店長到看電梯老大爺 打點費用誰都不能少
除了各種不合理收費，供應商的商品獲準進入商超后，還要額外“步步打點”，上至店長，下至看電梯的老大爺，都會張口要價，哪一個打點不到都會影響商品銷售，也令供應商不堪重負。
記者采訪發現，在這些商超亂收費名目中，當屬進場費和無條件返利兩項數額最大，且呈現逐年水漲船高之勢。濟南市工商聯供應商會秘書長韓剛介紹，五年前一家連鎖超市的進場費只需四五萬元，現在至少要20萬元以上，一些人流量大的知名大超市沒有六七十萬根本進不去。
同樣，大型商超要求供應商的無條件返利即“返點”也是越來越高。彭經理告訴記者：“現在商超的后臺扣點一般都在10至15個點左右，而且合同都是一年一簽，每年都要談扣點，年年上漲，做的時間越長合同點數就越高。”
除了各種不合理收費，供應商的商品獲準進入商超后，還要額外“步步打點”，上至店長，下至看電梯的老大爺，都會張口要價，哪一個打點不到都會影響商品銷售，也令供應商不堪重負。
李英告訴記者，與超市簽署合同后，需要給負責采購的工作人員平均2萬元的打點費。商品進到門店后，給店長的打點費平均每個店3000到5000元；店長之后是主管，或者叫理貨員、訂貨員，平均每人500元，一個店平均有2至3個人；再往下是理貨大姐2至3人，每人需要200元左右；貨物銷售完畢后，負責補單、及時補貨的訂貨組每個店也有2至3人，每人的打點費需要300元左右。即使是門店的財務人員，可以不給現金，但是需要買些禮物，2個人共需約1000元。
“每逢中秋、春節等大的節日，必須要給相關負責人紅包，不然會有很大麻煩。”李英說，主要是給采購人員和店長，采購最低2000元，店長約2000元。這樣算下來，單個店每年的打點費不低于1.5萬元。
此外，大超市普遍實行內部輪崗制，每一次輪崗，供貨商都需要向新任人員打點。即使是管理電梯的老大爺，也要遞上幾盒煙才行，不然就會說電梯壞了。“一車的貨，必須用電梯搬上去，不然就需要等待，加大了物流成本。”李英說。
在商超采購人員階層中，商業賄賂已成為一個普遍現象。“不給好處的話，進去了也不會有人幫你好好賣。”上海商學院教授顧國建一針見血地指出。
收費欺軟怕硬且內外有別 利用“暗合同”鉆政策漏洞
商超亂收費還呈現“欺軟怕硬”和“內外有別”的特點，主要表現在對國際大品牌和大供應商收費少甚至不收費，對中小品牌和供應商則往往收費翻倍，對商超自營品牌不收費。
據顧國建教授介紹，同樣是收費，零售商對大供應商和大品牌的待遇，與中小供應商和中小品牌相比差距相當大。大品牌可以拿到諸如提前結款、優先展示等優惠。有些零售商為了讓某大品牌進駐，可以免掉進場費，甚至還送柜臺裝修。到了中小品牌面前，零售商又成了強勢一方，種種苛刻的條件讓中小品牌和供應商喘不過氣來。在有些品類里，國際大品牌與國內小品牌相比，各種收費相差可達到3至4倍。
記者在上海、山東等地的多家大型超市和家電賣場采訪看到，不論是食品、日用百貨還是家電，如今很多商超都推出多款自營品牌，在省去進場費、節慶費等各種費用后，價格上具有不小優勢。
近年來，隨著國家有關部門加大對大型商超違規收費的檢查力度，一些商超為規避打擊，將不合理費用包裝成符合規定的“促銷服務費”或簽訂“暗合同”，通過瞞天過海之術鉆政策空子。
根據《零售商供應商公平交易管理辦法》，允許零售商為促進供應商特定品牌或特定品種商品的銷售，以提供印制海報、開展促銷活動、廣告宣傳等相應服務為條件向供應商收取費用，統稱為“促銷服務費”。但由于這種促銷收費沒有具體標準可依，為商超亂收費留下了方便之門。
“現在商超收我們的費用都不會簽在合同里，合同里只簽扣點、物流費用和信息系統使用費用，其他費用談好后以促銷活動費的形式開收據，或直接在貨款中扣掉，目的就是以合法形式掩蓋違規亂收費。”彭經理說。此外，很多零售商為了不給供應商留下證據，給供應商開具的各種收費單據通常都使用簡易的“二聯單”，并非正規發票，即使供應商舉證，也難以查證是否為商超所開。
供應商吃啞巴虧 消費者成冤大頭
由于目前我國缺少相關立法，經濟處罰缺乏威懾力，同時零供關系嚴重失衡，導致商超“亂收費”這一難題“久治難愈”。這樣不僅壓縮了供應商的利潤空間，還導致物價虛高，使消費者成為冤大頭。
李英告訴記者，比如方便面等快消品，在超市一年大約是1到2個百分點的利潤，供應商焦頭爛額擠進去，但最大的贏家是超市。每年退出超市的供貨商比例約有10%至15%，忍受不了就退出。
“現在想要超市正常結清貨款幾乎是白日做夢，壓三四個月很正常，拖半年甚至一年也是常有的事。雖然合同中有結款期限約定，但超市總能找到延期付款的理由，比如指責某個單品供貨不及時、結款單據不全等，有時甚至連解釋都不解釋，就讓等著。”山東一家大型超市的食品供應商張建新說。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市場營銷系主任、中國零售研究中心主任陳立平認為，商超設置超長賬期并將人力成本、物流成本向供應商轉嫁，導致很多中小供應商不堪重負，生存艱難。
“進超市是找死，不進超市是等死”，這種矛盾心態，折射出我國零供關系持續惡化、難以扭轉的深層次原因。“零售商開的價碼必須認，可交完費又覺得自己很艱難、很委屈。”上海市商業經濟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員齊曉齋說。
記者采訪發現，在原材料價格持續上漲、企業成本不斷增加的大背景下，“最后一公里”大幅漲價，已經成為推高物價的主要原因之一。
“羊毛出在羊身上”，業內人士告訴記者，一件3元的商品加上正常稅金、損耗和海報費、節慶費等各種費用，到大超市至少要賣10元才能掙錢，成為商超物價虛高的主要因素。濟南市工商局消費者權益保護處處長黃慶財說，這些虛高的價格最后都會轉嫁到消費者身上，受損害的是買單的老百姓，抑制了居民消費。
上海流通經濟研究所所長汪亮、上海商學院教授顧國建等專家指出，針對商超亂收費設置的大多是部分規章文件，沒有上升至法律層面，對零售商的約束力不足。此外，現行規定對商超亂收費行為的處罰力度不夠，導致處罰形同虛設。
針對當前大型商超“亂收費”擾亂流通領域市場秩序的問題，業內人士建議，應加快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從嚴加強市場監管。同時，積極引導零售業盡快轉變盈利模式，扶持相關行業協會發展，培育和增強中小供應商的話語權。
首先，應完善立法加大懲處，規制零售商濫用優勢地位。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市場營銷系主任陳立平說，德國、韓國、美國等國家都在反壟斷法或反競爭法等相關法律中，對涉及零售商濫用優勢地位的行為做出明令禁止和處罰。因此，我國也應以《反壟斷法》為法理依據，在界定和梳理零售商行使和濫用優勢地位的基礎上，對零售商濫用優勢地位的行為加大處罰力度。
專家還建議，我國應盡快出臺具有法律效率的規范零供雙方市場行為的行業準則，明確零售商允許或禁止的具體收費項目，將目前的部門規章上升為行政法規，彌補立法漏洞。同時，加大對亂收費行為的處罰力度，改變過去“蜻蜓點水”式的處罰。
其次，引導商超合理布局，加快轉變盈利模式。網點布局混亂導致商超“供過于求”的現象，反過來壓縮了商超的自我盈利空間。專家認為，一方面應科學引導商超合理布局，另一方面也應出臺財稅、金融等政策，引導零售業盡快轉變盈利模式。
上海市商業信息中心首席研究員齊曉齋說，歐美發達國家通過嚴格的商業規劃和審批管理制度實現大小商業企業的有序競爭。他們對大型商業設施建設進行審批管理的出發點不是管理投資行為，而是為了防止壟斷，促進大中小商業體的協調發展。例如，日本商業政策法規中的大型零售店鋪立地法、中小零售商業振興法等都對大型零售商業的擴張給予限制，對中小零售商業的發展給予鼓勵。
另一方面，也應扶持引導零售業盡快轉變盈利模式，從經營“商業地產”的“二房東”心態中盡快走出來。上海流通經濟研究所所長汪亮建議，政府可以通過服務業扶持資金等方式，先行培育幾個基礎條件好的零售企業，摒棄其對進場費等通道費的依賴，增加自營比例，吸引供應商，隨后培育“用腳投票”的商業環境。
再次，培育良好營商環境，增強中小供應商話語權。專家指出，從我國目前情況來看，供應商與零售商規模失衡的現狀短期內難以改變，政府可以通過扶持行業協會等方式，增強中小供應商的話語權。
濟南市工商聯供應商會零售專業委員會副會長呂文認為，與處于強勢地位的大型商超相比，單個供應商單打獨斗顯然難以抗衡，只有團結起來才能壯大力量，而整合資源自建渠道是其中一條出路。應扶持培育一批供應商協會或聯盟，并鼓勵傳統供應商借助電子商務積極轉型，探索多元發展模式，通過“強本自立”擺脫受制于人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