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受同一人控制的兩家私募“拆東墻補西墻”行為，把兩家公募基金子公司也拖下了水。
本案主角李志剛通過自己控制的兩家私募公司，分別與兩家公募基金所募集份額組建合伙企業，私募在其中擔任普通合伙人，并按《合伙企業法》“有限合伙企業由普通合伙人執行合伙事務”規定、順理成章成為合伙事務執行人，操控資金的實際運作。在這一過程中，私募違反合伙協議，擅自變更投資策略，挪用資金用來填補其黑洞。也就是說，公募基金所募集的資金，公募基金管理人以及公募基金的投資顧問，已經不再染指基金資產的實際投資運作，這些資金全部轉交給私募來打理，當然這又涉及公募基金專戶通道業務。
所謂基金通道業務，是指那些掛著基金公司專戶名號，但產品銷售、投資管理乃至交易都由私募或信托機構來主導的基金專戶產品；基金公司只承擔交易通道的開設工作(諸如股票賬戶開立、銀行間市場交易資格開立)，并不對該產品的投資業績負責；基金公司從中收取高至千分之五低至萬分之三的管理費或通道費。
針對公募基金通道類業務風控不嚴，今年證監會發布《關于進一步加強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從事特定客戶資產管理業務風險管理的通知》，隨后，深圳與上海監管局也發布有關通知，按這些文件，基金子公司開展通道業務的，應當以合同形式明確風險承擔主體和通道功能主體，明確各方權利義務；另外子公司不得通過“一對多”專戶開展通道業務。不過，由于對一對一通道業務并未禁止，若讓銀行發行一個理財產品，購買子公司的一對一產品，通過變通同樣可以實現一對多的通道業務。
筆者認為，應該取消所有的基金通道業務。公募基金子公司的從業人員，其職能定位理當是為客戶理財，自己不務正業，卻把受托理財通道借給別人使用，這成何體統？而且，按當前《基金法》，基金的當事方主要包括基金份額投資者、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一般是銀行)，且基金托管人對基金管理人合法合規運作還負有監督制約職責，如果基金運作結構簡單明晰，各方主體的法律責任和權力就比較清楚；但是，公募基金專戶資產再轉由私募人員進行管理，公募人員和私募人員相互交織讓市場主體更加多元，合伙制等投資結構的疊加使用讓基金運作結構更為復雜，這其中各市場主體的法律責任就難以明確。
比如，公募基金管理人在法律意義上理應還是基金管理人，但私募管理人是什么角色？筆者覺得更應是基金管理人，銀行托管人更應嚴密盯住私募管理人，才能防范有關風險，本案中正是由于這方面的疏忽才釀成目前結果。也就是說，這其中或許應有兩個“基金管理人”主體，目前《基金法》等顯然對此缺乏相應制度規范，私募管理人只是在合伙企業這個層面由《合伙企業法》來規制，但基金作為合伙企業投資主體，這種規制是不到位的，除非完善《基金法》等法律法規，否則，基金公司通道業務理應全面禁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