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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強總理在達沃斯論壇上的致辭釋放出這樣的信號：動力足方能走得遠，中國經濟要保持可持續發展勢頭需要源頭活水，最重要的是發掘新的動力引擎。
“新常態”之下，中國經濟增長將從“高速”轉為“常規”，而增長的動力也將從“規模紅利”轉向為制度和生產力的“效率紅利”。
一國經濟發展一般取決于資源稟賦、科學技術、人力資本等生產要素。但如果沒有創新體制機制的有力保證，那么生產要素就必定無法發揮出應有的經濟效率。經濟增長不再只是從需求層面上擴大出口、增加消費和投資，從供給層面增加生產要素和提高要素效率變得越來越重要。
數據顯示，在高收入的OECD國家中，無形資本在國民總財富中所占比例達到80%。以美國為例，其自然資源只占其全部財富的1%到3%，但是其與機械設備、人力資本、科學技術以及產權結合起來就生產出更大的價值。而相比之下，低收入國家的自然資源和無形資本絕對量都處于較低水平。因此，用人力資本、知識(教育)資本、文化資本、制度資本等來抵消自然資源的消耗、通貨膨脹的折損以及經濟增速的下滑，并提高國民財富和經濟增長質量是不可逆轉的大趨勢。
長期以來，中國由于較為豐富的勞動力資源供給和廉價的勞動力，企業得以克服資本邊際收益遞減規律的作用，以低廉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在全球市場上獲得后發優勢，實現了較長時間的經濟持續增長。然而，當前以資本和要素規模投入為主要動力來源的中國經濟增長正面臨著不可持續性的嚴峻挑戰，這一挑戰不僅來自于現實中資源瓶頸的約束，更來自于內外部經濟結構失衡和引擎轉換的緊迫性，必須盡快實現國家增長方式重塑，向高附加值增長轉型。
從外圍世界看，近些年，全球經濟發展格局孕育重大變化，全球價值鏈把世界各國經濟更加緊密地融合在一起，創造出巨大的物流、貿易流和資金流。1980年至2011年世界貨物貿易額平均增長7%，達到18萬億美元，全球價值鏈對國際生產、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全球制造”和“全球生產”成為大趨勢。國家競爭優勢已經不再取決于規模和體量，而是在全球價值鏈中的位置和獲取附加價值的能力。附加值低、成本透支，中國許多行業還存在著“貧困化”增長的現象，“增長留下了，財富流走了”成為中國經濟規模化發展的典型標簽。
因此，未來若干年，中國增長的動力引擎必須從“規模紅利”向“效率紅利”轉換。一方面，要以大力提高資本配置效率為中心，完善投資、金融體制以及要素市場化改革，因為要素領域的充分競爭總體上有利于降低要素成本，提高要素供給能力，增強經濟增長韌性，進而重塑各產業的國際競爭優勢。
另一方面，中國經濟必須進一步優化全球生產力布局，構建包括跨境的生產和貿易供應鏈、金融供應鏈、基礎設施供應鏈、人才供應鏈、公共服務供應鏈，積極推動中國經濟整體升級。目前，中國高鐵、裝備制造業等高附加值商品，正在逐漸替代紡織等傳統低附加值商品，成為中國出口的主力軍，并借此提升中國制造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一旦改革開放創新的紅利徹底釋放，中國經濟仍可保持中高增長速度，并真正進入高質、穩定增長的“新常態”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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