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副總裁朱民近日在接受中國證券報記者專訪時表示，中國GDP增速維持在7%-7.5%左右是可接受的范圍。當務之急是在經濟“新常態”下不斷推進改革，避免重回投資主導增長的“老路”，尤其是要減少對房地產行業的依賴。如果希望實現可持續發展，就不能過分使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來刺激經濟。
另外，盡管當前全球經濟處于復蘇過程中，但復蘇力度并不是很大。未來一年，全球經濟的主要挑戰是就業和增長。值得注意的是，各國有效應對美國退出量化寬松政策將非常重要。
產能利用率處于較低水平
中國證券報：8月中國部分宏觀經濟數據，包括CPI、全社會用電量等創下新低，不少人認為這與國內經濟有效需求明顯不足有關，并對未來的GDP增速表示擔憂。如何看待中國經濟“新常態”期間的經濟增長模式?
朱民：我認為宏觀經濟數據不好，或許應該有不同的解讀。比如CPI數據，整體需求不是特別強，的確可能是一個影響因素。但中國CPI受食品價格、能源價格影響更大，而今年食品價格總體指數和能源指數總體往下走，對中國CPI走勢有較大影響，尤其是大宗產品價格目前下跌幅度非常大，這是影響中國CPI的重要因素。因此，目前物價走勢并不完全取決于國內因素，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國外因素。
回到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我認為中國一定不能再重走以投資為主導的增長模式，中國的產能利用率只有71%，處于非常低的水平，這也是現在很多中國公司盈利水平低的重要原因。因此，未來中國必須采取新的經濟增長模式，走以消費為主導、科技型的經濟發展道路。
擔憂中國的經濟增長沒有必要，GDP增長7.5%、7.4%還是7.3%并不重要，考慮到中國的就業需要、財政收入需要，7%-7.5%左右的增長應該都是可以接受的。當務之急是在經濟“新常態”期間，不斷推進改革、推進整個經濟結構變化，避免重回投資主導增長的“老路”。尤其是房地產投資占中國經濟的投資比重高達20%，且關聯了約160個行業，是鋼鐵、鋁、電器等行業的需求大戶，房地產業波動將直接影響諸多行業和投資。中國應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新能源、環保等產業，減少對房地產行業的依賴。
中國證券報：現在是中國經濟調結構關鍵時期，經濟下行壓力不斷加大及美聯儲貨幣寬松政策退出等因素，使得中國貨幣政策放松的預期增強。未來中國的貨幣政策應怎么調整?
朱民：中國的宏觀基礎比較好，從流動性角度來說，美聯儲量化寬松貨幣政策退出，對中國的沖擊可能比較小，但不能低估利率水平變化的影響。如果美聯儲寬松貨幣政策撤出，導致全球利率上升或利率波動的話，同樣會引起中國資產重新定價，引起中國資金流動的變化。但是如果希望實現可持續發展，就不能過分使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來刺激經濟。
美量寬退出影響全球利率水平
中國證券報：如何看待全球經濟復蘇前景?
朱民：盡管當前全球經濟處于復蘇過程中，但復蘇力度并不是很大。從上半年情況看，全球經濟增長仍然出人意料的疲軟，我們已把經濟增長前景從3.7%下調到3.4%。實際上，當前不同的經濟體正處在不同的周期中。發達經濟體仍在努力恢復經濟增長，美國經濟一路領跑，歐洲、日本還沒有完全走出困境。新興經濟體已走過發展周期高點。在過去18個月中，90%的新興經濟體都在減速。
未來一年，全球經濟的主要挑戰是就業和增長，另外，各國有效應對美國退出量化寬松政策將非常重要。
中國證券報：美國退出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將對新興市場國家產生怎樣的影響?如何看待全球利率水平變化?
朱民：如果美聯儲退出非常規貨幣政策，與金融市場的進一步動蕩同時發生，且與增長的前景不一致，則有可能給世界經濟帶來相當大的負面影響。
我們近期做了一個測算，我們發現新興市場的利率水平，平均下降460個基點，但其中320個基點是因為外部的寬松流動性所致，國內宏觀基礎的改進只占140個基點。由此判斷，如果量化寬松貨幣政策退出的話，利率水平會不會由此反彈320個基點，這是一個巨大問題。因為寬松的流動性導致資產錯誤定價，定價太低無法充分反映風險。同時，寬松的流動性，導致新興市場國家的金融市場價格大幅上升，社會融資規模也節節上升。
目前新興經濟體的整體公司債債務總額已達1.2萬億美元，已和美國的垃圾債券的總額相等，這是一個巨大變化，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同時，新興經濟體的財政狀況并沒有改善，整體負債率維持在40%左右，這是因為全球利率水平的變化對財務有很大影響。
由于寬松的貨幣政策，導致超過6500億美元資金流入新興經濟體，壓低了利率水平、壓低了風險定價水平，新興市場國家的杠桿率、發債規模、融資規模等都在大幅上升。因此，對新興市場國家而言，正面臨一次新的外部環境變化，也面臨如何對本國的宏觀政策和整體管理的調整，以適應外部環境變化，在這個挑戰下，誰能活、誰會輸都很難講。其實這也不奇怪，因為新興市場國家從定義上來說，就是一個不斷調整的過程。資金撤出后，新興市場國家不得不開始緊縮，而緊縮有三個重要環節：第一，美聯儲操作的框架透明度和過程順利與否;第二，市場結構對于美聯儲政策的反應和變化;第三，新興市場國家本身的宏觀基礎，能否適應市場和美聯儲政策的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