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國家出臺一系列支持中小企業健康發展的政策，對減輕企業負擔、穩定就業起到積極作用。但《經濟參考報》記者調研發現，一些扶持政策在基層遭遇了被架空、玩數字游戲、申請繁瑣等落實難的“最后一公里”問題，甚至出現企業申請優惠成本大于效益的尷尬局面。業界人士認為，為讓中小企業更多享受政策扶持，促進社會就業，亟待對中小企業在稅收和信貸政策上實行差異化管理，政策出臺也應以擴大范圍、便捷申請為前提。
優惠政策遭地方架空
企業申請補貼需要提供很多材料，而小微企業聘的一般為兼職會計，實在沒有精力準備，有時企業無奈放棄這筆補貼。
今年以來，在減輕中小企業稅負和拓寬融資渠道兩方面，國家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有效減輕了企業的負擔。上海友人家茶館負責人陳才安給記者算了一筆賬，目前該茶館月均營業額1.8萬元左右，不超過2萬起征點，現在每個月可免稅540元，一年接近7000元。“對于初創期的小微企業，這種優惠非常重要。”
但是，記者調研也發現，這些政策在實施過程中也遭遇了“最后一公里”現象，優惠的效果大打折扣。
一是架空政策。某文化發展有限公司相關負責人表示，按規定月銷售額2萬元是增值稅和營業稅的起征點，實際上有些地方采取了合并收稅的方式。比如企業這個月的收入1.8萬元，下一個月的收入3萬元，理論上第一個月應該免稅。但有關部門采取了幾個月合并之后收稅，因為月均收入在2萬元之上，所以應該減稅的月份實際上還是收稅了。
二是數字游戲。銀監會規定，小企業信貸要實現“兩個不低于”的要求(增速不低于全部貸款增速，增量不低于上年)。某股份制銀行人士直言，這樣的做法沒有持續性。比如，有的銀行今年增量100億，明年101億元，一樣滿足監管要求。另外，在小微企業的認定上，也有很多“花招”。比如，高速公路項目公司員工一般不超過20人，在高速公路建成之前，銷售收入不過幾百萬元。如此來看，給這樣的項目公司融資也能納入小企業信貸的范疇。
三是落實不力。一位公司負責人介紹，公司屬于營改增企業中稅負增加的部分，財政會根據企業申請進行補貼，但是每年都需要提供很多的材料，材料審核完成后才可以申請，而小微企業一般為兼職會計或者會計兼很多的工作，實在沒有精力來準備那么多的資料，有時企業無奈只好放棄這筆補貼。
企業多重難題缺乏政策扶持
“如果放貸，銀監會一定要中小企業提供財務報表，這就給企業帶來審計費用，抵押評估也要費用。經測算，中小企業的資金成本中，除了銀行融資成本，其他費用占60%。”
記者調研發現，企業在落實優惠政策過程中，還存有降低人工等成本、擴充受惠范圍和簡化操作手續等三方面的期盼。
一是中小企業人工成本比較高，但目前尚無針對性的優惠措施。一位公司負責人表示，如果人員工資12000元，實際上公司要承擔的成本為17040元，而員工的實際工資只有9900元(稅前工資)。“對于絕大多數的小企業來講，如果按照規定來繳納社保的話，公司的成本就會極大增加，尤其對于初創或正在發展的小企業來講。”
二是各類費用比較繁雜，申請優惠政策的成本大于效益。上海交通大學海外教育學院稅務教研組組長汪蔚青表示，與稅收比起來，各種費用對小微企業“一視同仁”，沒有優惠政策，負面影響更大。“不合理的費用如果能盡快清理減免，對小微企業減負可謂立竿見影。”
一位民營企業負責人介紹，公司曾經嘗試過申請銀行貸款，雖然公司評級為“A級”，已經非常高，但手續卻非常繁雜，連股東的愛人都要去銀行簽字、寫承諾書，如果一旦出現壞賬自家的房子要作為抵押，耗時長、性價比低，最后公司不得不放棄申請貸款，現在都是依賴自籌資金。
浦發銀行中小企業經營中心總經理汪素南說，外界都說銀行融資貴，實際上浦發中小企業經營中心的企業融資成本較基準利率(6%)上浮不到20%，而一些小額貸款公司的貸款利率已經做到18%至20%，所以說銀行融資真的不貴，問題是企業背負的費用太高。
“比如說如果放貸，銀監會一定要中小企業提供財務報表，這就給企業帶來審計費用，抵押評估也要費用。經測算，中小企業的資金成本中，除了銀行融資成本，其他費用占60%。”汪素南表示。
三是一些政策的優惠范圍還不夠大。例如對于小型微利企業的定義可以適當放寬，增加受益企業范圍。例如增值稅和營業稅的起征點按照月收入不足2萬元作為判定，很多企業都被攔在了門檻之外。
扶持標準不宜用數字“一刀切”
我國規定月收入2萬元是增值稅和營業稅的起征點。這就會導致月收入1.9萬元的企業和2.1萬元的企業，規模相差不大，稅負卻相差很多。
不少基層人士建議，為優化政策落地效果，讓優惠效益最大化，可適當對中小企業進行以下四方面的調整。
其一，對中小企業實行差異化管理，不宜簡單地用數字“一刀切”。汪素南說，小微企業自身資金嚴重不足，對銀行存款貢獻較少。在存貸比考核下，銀行有時存在有額度也不能投放的現象。建議小微貸款不受存貸比限制，或實施差異化存貸比管理，鼓勵商業銀行支持小微信貸投放。
中國稅務學會理事、上海財經大學教授胡怡建也說，我國規定月收入2萬元是增值稅和營業稅的起征點。這就會導致月收入1.9萬元的企業和2.1萬元的企業，規模相差不大，稅負卻相差很多。可采取“起征點”和“免征額”的組合措施。如規定月收入2萬元是免征額，5萬元是起征點。月收入低于2萬元的企業不納稅。超過2萬元不到5萬元的企業，按超過部分納稅。超過5萬元的企業全額納稅。
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稅收研究室主任張斌認為，為了征收一些“芝麻費”，管理部門付出很大成本，企業花費很大精力。建議采用“一條鞭法”的征收方式，即對小微企業所有需要繳納的稅收和費用進行測算，確定銷售收入5%或6%的固定比例，由稅務機關統一征收，減少成本、減輕負擔、減小壓力。
其二，政策出臺時就盡量精細，配套措施考慮至“最后一公里”。例如，沒有修改考核辦法，導致征管員為了完成自己的任務，就挑毛病讓企業難以享受優惠；銀行貸款員害怕壞賬風險高，貸給小企業的積極性降低。因此建議將稅收減免的部分同樣納入到當地的考核指標中去，提高地方推進的積極性。
其三，保持穩定的優惠力度，使其成常態。中仿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梁琳說，財務部門三個月不去看政府網站，就很有可能交錯稅。他建議政策更加穩定透明，譬如建立統一的信息化平臺，企業只需輸入自己的名稱，就能知道自己需要交多少稅和費用，讓優惠政策穩定下來，成為常態。
其四，利用信息化技術，踐行落實便捷化為先的原則。上海某部門此前曾對290家企業老總進行調查，74%的老總不經常看政府網站，12%的老總從來不看政府網站，很多法規和扶持措施信息都沒有傳遞到一線管理人員。因此可以指定統一的信息化平臺供企業查詢，方便企業人員方便快捷地了解最新優惠政策。
專家還認為，我國信用體系的不健全，銀行不得不通過自身力量去調查核實客戶的信用狀況，提高了業務成本。未來，我國需要加快社會信用體系的建設，完善征信系統數據庫、培育并發展小微信用評級市場，有效化解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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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難”：中小企業叫苦銀行“喊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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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實際資金成本高出貸款利率近一倍 |
| 記者 趙宇航
趙宇飛/重慶報道 |
在國家相關部委多次發文要求降低企業融資成本、加強金融對實體經濟支持的背景下，《經濟參考報》記者在各地調研發現，政策利好并未改變中小企業貸款成本升高的趨勢，尤其是今年以來貸款利率一直在上浮，10%以上的利率已成為普遍現象，而這僅僅是明面上的融資成本，企業要想真正貸到足額款項，最終付出的成本幾乎要翻一番。
記者調研發現，盡管中央三令五申要求銀行貸款向中小企業傾斜，但企業的貸款成本依舊呈節節攀升之勢，除了不斷上浮的貸款利率，抵押物、擔保費、咨詢費、強行搭售理財產品等五花八門的要求也讓企業不堪重負。
西部一家大型園林工程企業總經理葉盛告訴記者，公司每年的融資總額約1億元，銀行信貸占八成以上。“今年銀行貸款利率已經從去年的8%上升到10.5%，上升了近30%，公司光利息支出就增加了200萬元，這都是公司的純利潤。”
記者采訪發現，今年以來貸款利率一直在上浮，10%以上的利率已成為普遍現象，而這僅僅是明面上的融資成本，企業要想真正貸到足額款項，最終付出的成本幾乎要翻一番。
江蘇省徐州市一家機械制造企業的總經理陳軍說，目前中小企業融資依然以銀行抵押貸款為主，而銀行對抵押物的要求越來越高。像他們這樣的企業，廠房、設備都很難被銀行認定為有效抵押物，股東不得不拿出自己的房產做抵押擔保，銀行卻只按房產評估價60%的額度放款，可貸額度往往杯水車薪，還會產生1%左右的評估費用。“如果缺少抵押物，企業必須找擔保公司進行擔保才能從銀行貸款，企業就要支付高達4%左右的擔保費。”
擔保費只是企業貸款過程中各種費用的一種。貴州愛輝工程有限公司總經理陳海泉給記者算了一筆細賬：公司今年向銀行申請貸款1000萬元，擔保費支出45萬元，銀行理財顧問費約50萬元，銀行還截留300萬元強制要求企業購買理財產品，再加上貸款過程中疏通關系的費用20萬左右，最終企業拿到的貸款只有不到600萬元。“表面上只有12%的年利率，企業的實際貸款成本卻超過20%。”
此外，銀行貸款審批難也讓企業一籌莫展。許多中小企業負責人坦言，多數銀行的貸款審批手續非常繁瑣，展期、續貸審批流程則更為漫長。企業在年中、年末出現緊急資金需求時根本無法依靠銀行貸款，只能選擇利率更高的民間借貸機構。
多家銀行的相關負責人表示，銀行貸款業務的核心是風險控制，由于中小企業經營風險大，銀行對中小企業貸款的風控成本高、利潤低，企業“融資貴”的板子也不能全打在銀行身上。
某大型國有銀行四川分行信貸部負責人表示，無論是經濟實力、財務狀況，還是信用狀況、所具有的抵押資產等方面，中小企業都無法與大企業相提并論。“我們出于信用風險考慮，自然不愿放款給中小企業，即使如此，前置條件也會比較多。”
利潤因素也是銀行的顧慮之一。一些商業銀行信貸部門負責人告訴記者，銀行放一筆幾千萬的貸款和一筆幾百萬的貸款，需要走的流程基本一樣，但小額貸款的審批要付出更高的貸前調查成本和貸中審查成本，利潤遠遠低于大額貸款，因此銀行往往不愿意做中小企業貸款。
受訪專家建議，從短期來看，宜規范銀行涉企收費標準，并對各大銀行層出不窮的“金融創新”予以監管；從長期來看，必須拓寬融資渠道，逐步改變目前以銀行貸款等間接融資方式為主的局面。
首先，統一規范銀行涉企收費標準，加強對銀行各種“金融創新”的監管。中央財經大學中國金融發展研究院副院長同生輝說，銀行涉企收費標準的缺失導致各種費用名目繁多，導致各類“理財咨詢費”“顧問費”層出不窮。建議相關部門統一規范銀行涉企收費標準，取消沒有實質服務內容的收費，降低企業融資成本。
其次，加快推進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的建立與完善，打開中小企業融資的直接渠道。專家建議，應該加快制定相關法律法規政策，規范肅清主板市場，恢復投資者信心；研究推進擴充中小企業板市場，并優化其運行環境。同時，研究推出場外交易、股權互換等方式，多種措施并進，推動中小企業直接融資渠道的建立。
第三，鼓勵小貸公司等非銀類金融機構發揮更大作用。國內首家在香港上市的小貸擔保企業瀚華金控董事長張國祥說，從成本、風險控制的角度來看，單靠銀行解決中小企業融資貴、融資難問題并非長遠之計。在針對中小企業的小額信用貸款業務方面，小貸公司比銀行更具競爭力，能有效拓寬中小微企業融資渠道，成為傳統金融機構的有益補充。建議從放開小貸公司融資渠道限制、納入央行征信系統等方面入手，鼓勵小貸公司等非銀類金融機構發揮更大作用。
第四，加速推進國內風險投資基金的發展。經濟學家、北京大學教授樊綱建議，結合發達國家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的經驗，應加速推進國內風險投資基金的發展。現階段，國內的風險投資基金應以政府倡導為主，多種形式資金共同參與。以成長型、科技型、有發展前景的競爭性中小企業作為投資對象，以提供發展所需資金、經營管理咨詢等服務的形式介入中小企業發展的各個階段。同時，還要建立風險基金的退出機制，在時機成熟的情況下退出一個企業而轉向另一個中小企業，實現風險投資基金的良性循環，保證中小企業發展的資金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