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辦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5”于3月21日-23日在北京舉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劉世錦出席并演講。
以下為發言實錄：
劉世錦：尊敬的各位來賓、女士們、先生們，大家早上好。我想以全面持續的提高要素生產率為題談一點想法。
過去的一年，中國經濟最重要的一個變化就是決策層以“新常態”概括中國所處的發展階段，并獲得廣泛共識。經濟增長延續了回落的態勢，7.4%的增長是最近一些年來的新低，但增長態勢總體平穩、就業狀況較好、居民收入增長與經濟增長大體同步，而且農村居民收入增長更快一些。更重要的是，中國的經濟結構正在經歷著具有長期意義的轉折性的變化，正在轉變為更多的依靠消費、依靠服務業、依靠內需、依靠要素生產率提升的經濟。
經濟發展轉入新常態，所面臨的問題、矛盾和挑戰必然多于其他時期。從國際經驗來看，許多經濟體正是在這個時期出了大的問題，甚至陷入危機，中國經濟在過去一年的時間里能夠穩住陣腳，守住底線，且結構轉型取得實質性進展，不論從中國自身來說還是從國際比較的角度來說均屬不容易。
中國經濟增長階段的轉換或者說經濟轉型，在前幾年只是走過了上半場，遇到的主要是認識問題，如何調整由來已久的高增長的思維定勢。去年10月份以后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中國經濟的轉型開始進入了下半場，短期內經濟過快下滑的風險加大，面臨的困難和挑戰有可能超過以往。今年和明年我們認為很可能是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到中高速增長的一個觸底期。這樣的話，我們感到一個值得關注和爭取的目標就是要實現轉型再平衡。
具體的說，就是在避免增速快落的同時，實現平穩觸底，并轉入穩定且可持續的新的增長平臺。要實現轉型再平衡，我們感覺需要有三個條件：
第一個條件就是高投資觸底。以往中國經濟的高增長主要依托于高投資，而基礎設施、房地產和制造業投資可以解釋85%左右的總投資的變動，其中制造業投資只有直接依賴于基礎設施和房地產的投資以及出口的增長，所以投資的增速觸底，通俗稱為基礎設施、房地產和出口這三只靴子要落地，目前基礎設施投資和出口這兩個靴子已經相繼落地，房地產投資也開始回落，當然現在是一個分化的態勢，我們認為有較大的可能性實現比較平穩的軟著陸。
第二個條件就是嚴重過剩行業的退出和重組大體完成。標志是低效企業關閉貨幣重組，產業集中度提高，嚴重過剩行業的價格主要是PPI指標開始回升，相關企業逐步達到正常的盈利水平。
第三個條件就是新的增長動力可以填補投資減速和過剩行業調整留下的空間而有余。主要包括制造業轉型升級、服務業特別是生產性服務業的擴展，更重要的是創新。最近一段時間，中國網上購物的火爆程度是超過了我們在座各位的預想，但是我們感到這僅僅是一個序幕，重頭戲很可能出現在互聯網對生產過程的改造，互聯網對實體經濟的融合和改造嚴重過剩行業的洗牌，這有三重因素，疊加起來以后將會大大提高中國“互聯網+”這個創新的成功機會。
促進轉型再平衡的實現，宏觀政策應當是緩沖性的，也就是說要通過政策工具擴大需求，防止短期內過快下滑，提供一個緩沖帶，同時又要避免放得過松，延緩必不可少的調整。比如最近中國有一個問題討論比較多，就是通縮的問題，中國現在出現的這種價格的低迷，我們感到與成熟經濟體的通縮相比成因大不相同，如果你一定要把它叫成通縮，那么這種通縮主要不是因為流動性不足，而是由過去30多年，特別是過去10多年重工業高速增長所導致的嚴重產能過剩所引起的。
如果不經歷一個實質性過剩產能的退出和調整，這些行業的價格不可能回升，相反如果流動性過多還會延緩低效企業的退出。更重要的是，應當以全面提升要素生產率為主線，把一批改革擺上優先位置，首先就是要重建改善政策性金融體系，中國的基礎設施等公共產品增長還有一定空間，但是有較好現金流的項目已經不多了。最近中國政府決定對地方政府的債務進行置換，這應該說是必要的一步，在此基礎上應該重建和完善以中長期融資為重點的政策性金融機構和工具。在政府土地收入明顯減少的情況下，不動產稅的征收的制度安排也應該加快。
第二是要打破剛性兌付，以局部風險的釋放守住全局性、系統性的底線，這是加快結構轉型，特別是嚴重過剩行業退出和重組，較快實現轉型再平衡的重要條件，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走向成熟必須要過的一關。
第三是基礎產業領域要切實“放大”，放大是打引號的，就是要放開準入，引入行業外大的投資者，能源、鐵路、電信等基礎產業領域仍有一定的投資潛力，但是必須轉換效率，提高效率。
第四加快城鄉之間土地等資源的流動和優化配置，市場經濟的要義是通過資源流動實現優化配置，這樣一個原則對土地資源并不例外，隨著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工業和城市擴展而占用土地的壓力趨緩，而城市資源的動力明顯增強，應當適應城鄉融合發展的新特點，以提高土地配置和利用效率為重點，促進城鄉要素資源雙向流動，給地方和基層在體制機制創新上有更大一點的空間，真正把最廣大農民的利益界定好、保護好、發展好。
第五要由強政府轉變為小政府。在改變亂作為的同時也要糾正不作為，還要在新常態下會作為。隨著經濟結構和增長動力的轉換，政府機構以往行之有效的一些工作方式就不太管用了，需要相應的轉換。比如用過去搞基礎設施和傳統產業的辦法推動創新和產業升級，效果將會大打折扣，甚至適得其反，可以考慮不再搞設定具體目標和技術路線的產業政策，而發布戰略性、前瞻性、預期信息，政府監管主要限于環境節能、安全標準等外部性問題，并且運用互聯網、大數據等新技術提高監管的合理性和效率。
第六是綠色發展可操作。綠色發展對發展方式從目標到體制機制都是一個偉大的變革其重要性已成共識。當務之急是使理念轉為政策，使政策能夠落地，比如測算生態資本使之成為社會總資本的重要組成部分，使綠色發展的收益可度量、可貨幣化、可市場化，且成為政府發展目標考核體系的重要內容，完善生態補償機制，使綠色發展獲得與其他經濟社會發展活動相同或者相似的激勵效應。大力發展多樣化的綠色金融工具，比如像綠色的產業基金、綠色的債券、綠色的銀行等等，為綠色發展提供有效而且持續的資金支持。中國經濟如果能夠轉型成功，進入新常態的穩定期，在新的增長平臺上將渴望有十年獲得更長一個時期的穩定發展。
中國經濟過去30多年來帶來了以量的擴張為特征的第一次重大機遇，進入新常態后將會迎來以質的提升為特征的第二次重大機遇，而且質的提升它的內涵更加豐富，空間也更大。盡管中國的增長速度放緩，但每年的GDP新增量仍然達到7000億美元，相當于國際上排在第20位左右的國家經濟總量，所以它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中國目前每年新增大學畢業生超過700萬人，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口接近1.2億，人力資本總量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中國的產業層次豐富，且處在轉型升級之中，配套條件也是世界最好的之一，更值得關注的是，互聯網改造實體經濟的創新活動，在中國也是最為活躍的。抓住并利用好中國經濟發展的第二次重大機遇，不僅有利于中國人民，也將有利于全球經濟的穩定繁榮和可持續發展。
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