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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萬事萬物的隱秘一面

生活在20世紀90年代初的美國人，但凡稍微瞥一眼晚間新聞或日報，就會心生毛骨悚然之感。
　　這完全不必大驚小怪。
　　罪魁禍首就是犯罪。犯罪率不斷攀升—幾十年間，美國任何城市的犯罪率曲線圖都呈直線上升的態勢。而按照當時的趨勢，如今正是我們所知的這個世界行將終結之時：故意或過失槍殺案司空見慣;劫車、販毒、搶劫、強奸同樣屢見不鮮;暴力犯罪成了人們生活中揮之不去的恐怖陰影。
　　“情況大有惡化之勢。”
　　“未來會更加糟糕。”
　　權威專家無一不如是預測道。
　　恐慌的制造者就是所謂的超級獵手：這個形象曾一度隨處可見，他在各大新聞周刊的封面上怒目圓睜，幾十厘米厚的政府報告中遍是他堂而皇之的身影;他是一個骨瘦如柴、浪蕩在大城市的小子，手握廉價槍支，內心無所忌憚、殘忍無情。
　　我們被告知，這樣的人數以千計，嗜血殺戮的一代將把這個國家拖入無盡的深淵。
　　1995年，犯罪學家詹姆斯·艾倫·福克斯為美國司法部長撰寫了一篇報告，稱青少年殺人案將急劇上升。他認為：樂觀的話，青少年殺人案在10年內會上升15%;悲觀的話，則會翻一番以上。
　　“下一輪犯罪高峰期將來勢洶洶，”他說，“相比之下，連1995年都會變成美好的往昔。”
　　其他犯罪學家、政治學家及同樣博學多識的預測專家都對未來做出了同樣慘淡的預測，連克林頓總統也不例外。
　　“我們知道，我們要在6年內扭轉局勢，治理青少年犯罪，”克林頓稱，“否則將國無寧日。而我的繼任者將無暇再對全球經濟的良好機遇高談闊論，而是得忙于保護城市街道上人們的身家性命。”
　　犯罪的蔓延似乎在所難免。
　　然而接下來，犯罪率并沒有繼續攀升，反而開始下降，持續不斷地下降。
　　犯罪率的下降有點不尋常：這是一次全面的下降，全美各地各種類別的犯罪都在減少;這是一次持續的下降，下降幅度逐年加大;這還是一次全然出乎意料的下降—對于那些做出相反預測的專家來說，尤其如此。
　　這次形勢逆轉之迅猛令人震驚。青少年殺人案發率并沒有像詹姆斯·艾倫·福克斯所警示的那樣翻番，甚至也沒有增長15%，反而在5年內下降了50%。至2000年，美國的總體兇殺案發率已經降至35年來最低。斗毆、汽車盜竊等幾乎各類犯罪的案發率同樣如此。
　　雖然各類專家沒能料到犯罪率下降(而早在他們做出聳人聽聞的預測時，犯罪率已經出現了下降的苗頭)，但此時他們卻開始爭先恐后地對這種現象做出解釋。
　　他們提出的理論多數聽起來頭頭是道：一說是因為90年代欣欣向榮的經濟形勢;一說是因為《槍支管制法》的普及;還有一說是因為紐約市所施行的新型治安策略。(1990年，紐約發生了2 262起兇殺案，而2005年只有540起。)
　　這些理論不僅頭頭是道，還很振奮人心，因為根據這些理論，犯罪率的下降得益于具體且短期的人為措施。如果槍支管制、巧妙的治安策略和提高工作報酬能夠降低犯罪率，那即是說刬惡鋤奸的能力原來唾手可得。那么，等下一次犯罪猖獗—但愿不要—的時候，我們便有經驗可循了。
　　這些理論似乎順暢無阻地從專家口中，傳到了記者耳中，然后又進入大眾的思維，并迅速上升為傳統觀念。
　　但有一個問題：這些理論并不正確。
　　還有另一大早已發生的因素導致了90年代犯罪率的驟降。這一因素早在20多年前便初見端倪，它涉及一位名叫諾爾馬·麥科維的年輕女子。
　　正如眾所周知的“蝴蝶效應”，一只蝴蝶在一個大陸扇動一下翅膀，最終導致另一個大陸發生一場颶風。諾爾馬·麥科維也在無意中猛然扭轉了歷史進程，而她的初衷只是想墮胎而已。
　　1970年，她年僅21歲，是一個窮困潦倒、目不識丁、一無所長、酗酒吸毒的女子。此前她已經把自己的兩個孩子送給了別人收養，但這時她發現，自己又懷孕了。然而，得克薩斯州和當時美國的多數州一樣，規定墮胎是違法的，最終麥科維得到了地位遠超于她的權勢人物的關照，他們為實現墮胎合法化，讓她作為主要原告，發起了一場集體訴訟，被告則是達拉斯郡檢察官亨利·韋德，這件案子最終上訴到了美國最高法院，而此時麥科維已經化名為簡·羅。
　　1973年1月22日，法庭判羅女士勝訴，允許美國全境進行合法墮胎。然而，這對麥科維/羅女士來說為時已晚，她已經把孩子生了下來，并開始尋找領養家庭。(多年后，她放棄了自己支持墮胎合法化的立場，搖身一變成為了反墮胎活動家。)
　　那么，“羅訴韋德案”如何在歷經一代人之后，導致了有史以來最大幅度的犯罪率下跌呢?
　　僅就犯罪而言，并非人人生而平等，甚至可以說是天差地別。幾十年來的研究表明，出生于不幸家庭的兒童走上犯罪道路的概率要遠高于其他兒童。而在“羅訴韋德案”之后，很可能有數百萬女性選擇了墮胎，這些窮困潦倒、未婚先孕、承擔不起非法墮胎或沒有門路的未成年媽媽常常是不幸的代名詞。正是這些母親腹中的孩子，一旦降生，走上犯罪之路的概率會遠高于平均水平，但由于“羅訴韋德案”，這些孩子并未出世。
　　這一頗具影響力的事件隨后產生了一個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多年后，這些未出世的孩子本應步入壯年，在犯罪界大展拳腳的時候，犯罪率開始驟降。
　　所以，美國犯罪高峰沒有如期到來，并非得益于槍支管制、經濟繁榮或新型的治安策略，而是因為潛在罪犯的數目大幅減少，以及其他一些因素。
　　那么，那些犯罪率下降論專家(曾經的犯罪滅國論者)在媒體上信口開河，其中又有多少次提到了墮胎合法化也是原因之一呢?
　　一次也沒有。
　　關于商業合作和志同道合兼而有之的典型例子，就是雇房地產中介幫你賣房子。
　　房產中介估算房子的價值，拍幾張照片，給房子定價，寫上一則吸引眼球的廣告，賣力地推銷，討價還價，然后堅守崗位到交易完成。
　　這自然需要花費很多心力，但她也能賺得不少回扣。假如房子售價為30萬美元，中介費通常為6%，即18 000美元，你心里會想，這可是很大一筆錢，但你也會想，單憑自己，房子絕對賣不到30萬美元，但中介知道，她知道如何讓自己的房子物盡所值，讓自己拿到最高價。
　　也就是說，她對自己行當的了解程度遠勝于外行人，知道自己代表的是誰的立場。關于房子的價值、房市現狀，甚至買家的心態，她掌握著更加豐富的信息，你要靠她來了解這些信息，而人們雇用專家的原因不外乎如此。
　　當今世界，專業分工的細化催生了無數類似的專家，醫生、律師、承包商、股票經紀人、汽車修理工、抵押經紀人、理財規劃師……他們手握巨大的信息資源，利用這一優勢，幫助身為雇主的你以最優惠的價格獲得你想要的東西。
　　能這么想自然不錯，但專家也是人，受利益驅使。因此，任何專家如何待你，取決于其動機如何。
　　有時，它有利于你。例如：一項有關加利福尼亞州汽車修理工的研究發現，汽車修理工常常寧愿放棄一小筆修理費，也會讓不達標的車輛通過廢氣排放檢測，其背后的原因，是網開一面的修理工能贏得回頭客。
　　但也有對你不利的時候。一項醫學研究發現，在生育率下降的地區，產科醫師選擇進行剖腹產的概率要遠高于生育率處于上升趨勢的地區。這表明，生意不景氣時，醫生會多做昂貴的手術，從中牟利。
　　憑空猜忌專家的瀆職行為是一回事，要加以證明就是另一回事了。所以，最佳的證明方式就是對比專家提供給你的服務與他為自己提供的同類服務。可惜，外科醫師不能給自己做手術，其醫療檔案也不會公開，而汽車修理工的私車修理記錄同樣也不會公開。
　　然而，房地產銷售記錄卻是公開的資料，而房地產中介也確實常常經手自己的房子，最近的一組數據統計了芝加哥郊區近10萬處房產的交易記錄，其中有3 000處的賣家就為房地產中介本人。
　　在研究數據之前，首先需要提一個問題：在推銷自己的房產時，房產中介的動機是什么?答案很簡單：做最劃算的交易。這也是你出售房子時所追求的，你和房產中介似乎志同道合，畢竟她的傭金是和售價掛鉤的。
　　如此一來，傭金背后的復雜性就顯露無遺了。首先，6%的房地產中介傭金通常要由買賣雙方的中介平分，每一方還需要從自己分得的份額中返還一半給中介公司。也就是說，只有售價的1.5%是直接落入你方中介手中的。
　　這樣一來，假如你的房子售價為30萬美元，傭金則為 18 000美元，但她的個人所得只有4 500美元。
　　“仍然不少了。”你會這樣想。
　　但假如房子的實際價值不止30萬美元呢?假如她只需多做一點功課、多一點耐心、多發幾則廣告，就可以賣到31萬美元呢?扣除傭金，你能多賺9 400美元，但中介的傭金卻只增加了區區150美元—高出的1萬美元的1.5%。
　　你能多賺9 400美元，而她只能多賺150美元，你們或許并不能算是志同道合。(而且她還需要自掏腰包打廣告、負責跑腿。)那么，中介是否愿意為了區區150美元而投入額外的時間、金錢和精力呢?
　　只有一種方法可以找到答案：對比房地產中介私有房產及其客戶房產的銷售數據，計算差額。以10萬處芝加哥房產的銷售數據計算，控制所有變量—地理位置、房齡、房屋質量、外觀、是否為投資性房產等，最終得到的結果是，房地產中介的私有房產在市場上掛牌出售的平均時間要多出10天，售價則高出3%，即市價30萬美元的房子，其售價要高出1萬美元。中介出售私有房產時，會堅持等到最高價，而經手你的房產時，只要有過得去的報價，就會勸你接受。正如股票經紀人為了賺取傭金會進行擠油交易，中介也希望更多更快地交易。何樂而不為呢?畢竟苦等最高價也只能多賺區區150美元，這利益太微不足道了，不值得她這么做。
　　關于政治的真理不一而足，其中最為人信奉的一條，是金錢可以收買選舉。阿諾德·施瓦辛格、邁克爾·布隆伯格、喬恩·科爾津—這只是幾個近期出現、引人關注且能佐證這一真理的例子。(暫且不論史蒂夫·福布斯、邁克爾·赫芬頓，尤其是托馬斯·格里薩諾這樣的反面例子。格里薩諾三次競選紐約州州長，自掏腰包共花費9 300萬美元，但三次分別只獲得了4%、8%和14%的選票。)多數人都認為，金錢對選舉結果產生了不正當的影響，過多的資金揮霍在了政治競選中。
　　誠然，選舉統計數據顯示，在競選中投入手筆更大的候選人常常會勝出，但金錢是否真的是他們獲勝的原因呢?
　　這么想似乎順理成章，那說90年代的經濟繁榮導致了犯罪率的下降，似乎也順理成章。然而，二者存在相關關系，并不等同于一者導致了另一者。相關關系僅表示，兩個因素—姑且稱之為X和Y—之間存在某種關系，但你無從判斷孰因孰果。有可能是X導致了Y，有可能是Y導致了X，也有可能是X和Y均由另一個因素Z導致。
　　請對如下相關關系進行思考：兇殺案頻發的城市，往往警力也非常充足。以兩個真實城市中警力與兇殺案之間的相關關系為例，假設這兩個城市為丹佛市與華盛頓市，二者人口相當，但華盛頓的警力是丹佛的近3倍，其兇殺案發數則是后者的8倍。然而，在不了解詳情的情況下，孰因孰果很難說。可能某些一知半解的人，對這些數據略作思考，就妄下結論，認為是警力過多導致了華盛頓兇殺案頻發。這種望文生義的思維方式，古已有之，而且常常會導致人們采取自以為是的應對措施。正如那則民間傳說所言，一位沙皇得知其帝國內疾病肆虐最嚴重的省份也是醫生數量最多的省份，于是，他的解決方案是，當即下令處死所有醫生。
　　現在回到競選開支的話題上，為分析金錢與選舉結果之間的關系，我們需要思考影響競選經費的因素。假設你手上有1 000美元，想要捐獻給某位候選人，你可能會在兩種情況下選擇捐獻這筆錢：其一，在難分伯仲的情況下，你認為金錢會左右最終的結果;其二，某位候選人一騎絕塵，你想沾一點光，抑或想在將來獲得某些實際的關照。你肯定不會把錢捐給必敗無疑的候選人。(這點你可以去問那些在艾奧瓦州和新罕布什爾州遭到重創的總統候選人。)因此，大選領跑者和競選連任者所籌得的資金遠超過不成氣候的候選人。那么競選開支呢?競選連任者和大選領跑者顯然擁有更多資金，但只有在確實有落選可能的情況下，他們才會一擲千金。必勝無疑的話，他們何必動用這筆競選資金呢?畢竟這些資金在以后遭遇強敵時，能派上更大的用場。
　　現在假設有兩位候選人，一位天生富于魅力，另一位則非如此。討喜的候選人籌集到了更多的資金，輕而易舉地勝出。不過，到底是金錢為他贏得了選票，還是他的個人魅力讓他選票與金錢雙收?
　　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卻很難解答。畢竟，選民吸引力不易量化，那有什么辦法能衡量選民吸引力呢?
　　基本沒有辦法—只有一個例外。唯一的辦法就是對比兩次競選中的同一位候選人。即，候選人A與2~4年后的自己很可能相差無幾。對于候選人B，同樣也可以做此假設。假如候選人A與候選人B在連續兩次競選中對壘，但兩次的開支不同，那么鑒于二者的個人魅力值變化無幾，我們便可衡量金錢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我們發現，同兩位競選人在多次競選中連續對壘，這樣的情況時有發生—實際上，自1972年以來，有近千次國會競選都出現了這種狀況。那么這些案例的數據說明了什么呢?
　　結果出乎意料：候選人的競選開支影響甚微。有冠軍相的候選人即便將開支減半，也只會丟掉1%的選票，而沒有冠軍相的候選人，即便開支翻倍，也只能為自己多拉攏1%的選票。對于政治候選人來說，開支多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個人品質。(這也適用于父母—第五章會提及這點。)有的政客天生討選民喜歡，有的則不然，花多少錢也無法彌補這一點。(福布斯、赫芬頓和格里薩諾幾位大鱷想必有所體會。)
　　那么這條選舉真理的下半句呢?耗費在競選活動上的資金多到令人發指?一個選舉周期通常包括總統大選和參眾兩院選舉，其間每年的競選開支約為10億美元—這聽起來是一筆巨款，除非你將這筆錢同某項重要性顯然不及民主選舉的開支做一下對比。
　　例如，美國人每年花在口香糖上的開支也是10億美元。
　　本書所要探討的，并非口香糖開支與競選開支的對比，或欺瞞客戶的房地產中介，也不是墮胎合法化對犯罪率的影響，書中自然會對此類情況做出分析，同時還會涉及不少其他話題，包括育兒之道、欺詐技巧、販毒團伙的內部運作方式及《智者為王》中的種族歧視。本書的真正目的是撥開蒙在現代生活之上的迷霧，探究內在的真相。我們會提出很多疑問，有的無關痛癢，有的則是生死攸關的大事。答案可能常常聽起來怪誕不經，但經事實分析后，會變得顯而易見。我們會從數據中尋找答案—所謂的數據可能是學生的測驗分數，可能是紐約的犯罪統計數字，也可能是毒販的收支記錄。我們常常會利用數據中偶然呈現出來的規律，這些規律就如同飛機掠過高空留下的飛行軌跡。就某個話題抒發己見或著書立說自然可以，人類對此樂此不疲，但若能撇開道德立場，沉下心來鉆研數據，結果常常會得出有悖傳統、出乎意料的發現。
　　可以說，道德代表著在人類心目中，這個世界應該如何運轉，而經濟學代表著其實際的運轉方式。經濟學首先是一門有關測評的學科，它包含一系列行之有效、用途廣泛的工具，可以對大量信息如就業、房地產、金融和投資進行確切的評估，以確定任意因素的影響，乃至所有影響，這才是“經濟”的根本要義。但經濟學的工具也完全可以用于分析其他話題，而且這些話題可以說，更有意思。
　　本書將從一個非常明確的世界觀出發，立足于以下幾個根本觀點，來表達我們自己的思想：
　　誘因是現代生活的根基。理解或常常僅僅是尋找到這些因素即是解決幾乎任何謎團的關鍵，從暴力犯罪到假球案，再到網戀，無一例外。
　　傳統觀念常常是錯的。20世紀90年代的犯罪率并未一路躥升，僅僅一擲千金換不來選舉勝利，而且出乎意料的是，沒有任何證據證明一天喝八杯水有益健康。傳統觀念常常漏洞百出，同時又極難看穿，但戳穿這些觀點并非不可能。
　　轟動性事件常常起因于風馬牛不相及甚至微不足道的事情。謎團的答案不會總是一目了然。諾爾馬·麥科維對犯罪率的影響，遠遠超過了槍支管理、經濟繁榮和新型治安策略三種措施的共同影響。與她類似的，還有后文會提到的奧斯卡·丹尼洛·布蘭登，綽號“快克界的蘋果籽約翰尼”。
　　專家—包括犯罪學家和房地產中介—利用手中的信息資源優勢謀一己私利。不過，在他們面前班門弄斧也可以成功。面對互聯網的普及，他們的信息優勢在日益縮減—佐證就是棺材價格和人壽保險費用的下跌，等等。
　　知道什么值得測評以及如何測評，有助于理清這個紛繁復雜的世界。如果你學會以正確的方式觀察數據，某些以其他方式無法解答的謎團就會迎刃而解，因為要擊碎混淆視聽和自相矛盾的謊言，數據的力量就無可比擬。
　　因此，本書旨在探究萬事萬物的隱秘一面，或許這偶爾會徒勞一場，或許有時感覺是在以管窺天，或者感覺眼前之景光怪陸離，但其目的就是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觀察并審視許多不同的情形。從某些方面來講，這對于本書來說是奇怪的切入點，因為多數書會選擇提出一個統一的主題，且三言兩語即可表達清楚，然后再圍繞這個主題娓娓而談。本書并沒有這樣一個統一的主題，雖然我們確曾考慮了6分鐘，以是否讓本書圍繞一個主題展開，如應用宏觀經濟學理論與實踐，但有人感興趣嗎?所以，最終還是選擇了類似尋寶游戲的架構。誠然，這一架構會采用經濟學中最優秀的分析工具，但也會讓我們得以循著自己突發奇想的思路探究下去。因此，我們虛構了一門學科：魔鬼經濟學。本書中出現的故事甚少能進入經濟學課本，但這種情況或許也會改變。鑒于經濟學從根本而言由一系列工具構成，而非形而上的學科，因此無論多么稀奇古怪的話題，應該都沒有超出其范疇。
　　值得一提的是，古典經濟學的鼻祖亞當·斯密首先是一名哲學家，他本一心想成為道德家，不料卻因此成了經濟學家。1759年，他出版了《道德情操論》，彼時現代資本主義方興未艾，這股新生力量帶來的巨變，令亞當·斯密為之著迷。但他所感興趣的并非數字，而是其對人的影響。經濟的力量大大改變了人們在某些情況下的思想和行為，是什么驅使一個人犯下欺盜之罪，而另一些人卻無此劣行?一個人看似平淡無奇、或好或壞的選擇如何對許多人造成翻天覆地的影響?在亞當·斯密的時代，因果之間的聯系日益走向深化，動機的作用被成倍放大，如同我們今天所面臨的現代生活變革，這些變化摧枯拉朽，對彼時的人們造成了巨大沖擊。
　　亞當·斯密真正的研究主題是個人欲望與社會規范之間的矛盾。經濟歷史學家羅伯特·海爾布隆納在其著作《經濟學統治世界》中，探討了亞當·斯密如何將生性自私的人類行為和人類所構建的、更加高尚的道德水準區分開來。
　　“亞當·斯密認為，答案在于我們有能力將自己置于第三者的地位，成為公正的觀察者，”海爾布隆納寫道，“以此形成對某件事的客觀……價值評價。”
　　那么請設想，你在一位或者兩位第三者的陪伴下，迫不及待地想探究某些有趣案例的客觀價值。但是，在踏上探索之旅前，我們通常要先提一個異常簡單卻無人提過的問題，比如：教師與相撲力士有何共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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