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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正密集調整最低工資標準和企業工資指導線。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已經有遼寧等10省市確定上調2018年最低工資標準。四川等地也相繼調整企業工資指導線，均線保持在7%以上。《經濟參考報》記者獲悉，“擴中”成下一步收入分配改革的重頭戲，目前重點群體增收政策正加快落地。而圍繞城鄉居民增收試點、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完善再分配體制機制等，政府正在醞釀出臺更多可操作、可落地的具體政策。
最低工資標準上調擴容至10省市
根據各地人社部門信息，目前遼寧、江西、廣西、上海等8省市已經上調了2018年最低工資標準。其中，上海、北京、天津、深圳以及浙江省一類行政地區的最低工資標準已經超過了2000元。
四川省人社廳日前也透露，擬在2018年調整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并將于7月1日前進行公布。擬定調整方案為月最低工資標準由原來的1260元/月、1380元/月、1500元/月，分別調整為1550元/月、1650元/月、1750元/月。安徽省人社廳也透露，2018年將適時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截至目前，今年明確上調最低工資標準的地方已經擴容至10省市。
而根據人社部此前發布的《關于做好最低工資標準調整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充分考慮當地經濟形勢發展和企業實際情況，穩慎把握調整節奏，將最低工資標準由每兩年至少調整一次改為每兩至三年至少調整一次。
據悉，廣東省（除深圳地區外）最低工資標準也將在2018年進行調整。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社會所副研究員關博在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時指出，最低工資政策的核心是對收入分配不公的干預和矯正，政策對象主要包括公益性崗位、農民工和勞務派遣工等就業人員。“通過建立最低工資制度，對企業分配方式和分配標準進行規范，可以使相關群體獲得基本收入托底，實現縮小收入分配差距的目標。”
在華僑大學經濟發展與改革研究院特聘教授魏下海看來，目前，各地最低工資規制更加趨于穩慎，也顯示出合理調整以及完善最低工資增長機制為主的政策取向。
“政府+市場”薪酬雙杠桿效應顯現
地方近日也陸續出臺了2018年企業工資指導線。四川省擬將企業工資指導線的基準線確定為7%，上線(預警線)確定為11%，下線確定為3%；上海市平均線為8%，下線為3%；內蒙古基準線為7.0％，預警線為10.0%，下線為1.5％；山東基準線為7%，上線為11%，下線為3%。
盡管相對2017年有所下調，但均線仍保持在7%以上。有地方人社部門相關負責人表示，工資指導線制度的重點在于引導企業建立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只要三條指導線——基準線、下線、上線都不是負數，就意味著政府指導的職工工資增幅都是呈上漲趨勢的。
除了通過企業工資指導線對工資分配進行宏觀調控，市場薪酬杠桿效應也正在凸顯。
中智咨詢人力資本數據中心近日發布的2017-2018跨年度人力資源關鍵指標調研結果顯示，2017年整體調薪率為7.4%，2018年預計調薪率為7.3%。其中，一線城市調薪幅度預計達7.2%，二線城市調薪幅度預計達7.5%。
關博表示，“做好和規范工資收入分配是建立規范與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的核心工作，要求政府、企業多方主體責任共擔。”
值得一提的是，在總體薪酬上揚同時，行業間薪酬差異性凸顯。獵聘近日發布的《2018Q1中高端人才薪酬與流動大數據報告》顯示，在2018年一季度供求趨向平衡的狀況下，金融和互聯網行業的平均年薪領先全行業，均突破20萬元；而區塊鏈和AI領域的平均年薪則超越30萬元。科銳國際近日發布的《2018人才市場洞察和薪酬指南》也指出，高科技行業依然領跑，新零售、區塊鏈等新興領域人才缺口較大，薪酬漲幅明顯。
在瑞元投資咨詢公司高級合伙人白睿看來，新技術、新產品、新模式不斷出現，帶來了人才的稀缺性，拉動了行業及崗位薪酬提升。新行業和崗位薪酬增幅明顯，也折射了我國經濟正在加快轉型。
收入分配多項具體政策正醞釀出臺
記者還獲悉，圍繞城鄉居民增收試點、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完善再分配體制機制等方面，政府正在醞釀出臺更多可操作、可落地的具體政策。
近日國家發展改革委就業和收入分配司城鄉居民增收試點工作進展評估顯示，目前我國城鄉居民增收試點工作已初見成效，重點群體增收顯著，但工作進展仍不夠平衡。下一步，將加強示范引導，總結推廣試點經驗，不斷激發重點群體活力和動力。
“擴中”方面則將研究提出擴大中等收入比重的階段性目標，并制定相關規劃。
重點群體增收是“擴中”的重要途徑，目前相關政策也正加快落地。以技能人才為例，人社部近日印發通知要求貫徹落實《關于提高技術工人待遇的意見》。地方上，山西省在日前出臺的激發重點群體活力帶動城鄉居民增收的實施方案中提出，積極試行年薪制、股份制、期權制等分配方式，提升技能人員收入水平。給予技能人才榮譽激勵和待遇激勵，鼓勵各市對重點領域緊缺的技術工人在城市落戶、購租住房、子女入學等方面給予支持。
“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一方面要在技能人才、科研人才等方面加大投入，使其得到更多薪酬紅利，另一方面則要對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加強保障性。”白睿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
關博則建議，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一要加強人力資本建設，提高城鄉居民，特別是中低收入群體的勞動增收能力。二是做好公共服務保障，為中等收入群體“增收減支”。三是發揮好社保政策的收入調節作用，確保老有所養以及分擔各類群體災難性支出風險。四是加強產權保護，增強人民群眾的財產安全感。
“還要以全面改革推動中等收入者比重擴大。”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副院長萬海遠在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時表示，收入是結果，但深層次原因則是產業、教育和社會保障等各種相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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