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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堅定不移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主動以全面開放促進全面深化改革和高質量發展是新形勢下我國對外開放的主要任務。制度型開放是更高層次的開放和接下來我國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重點。自2018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次提出“制度型開放”這一全新表述以來，我國的對外開放逐漸從商品要素流動轉向規則制度對接躍升。在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大環境下，擴大制度型開放已然成為我國重塑區域競爭優勢的關鍵所在。

　　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的重點領域

　　隨著我國進入以服務業開放為主的開放新階段，制度型開放需要重點從服務業開放、數字貿易、競爭政策、知識產權、政府采購、環境保護等領域開展國內規則、規制、管理和標準的國際對接。

　　首先是服務貿易。服務業開放是我國新一輪對外開放的重點領域，隨著數字經濟的發展，貿易新業態不斷涌現，以數字技術、數字交付和跨境數據流動為代表的貿易新形式，對現有貿易規則帶來了巨大沖擊。從全球范圍看，高標準服務貿易規則主要集中于《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之中，內容涉及跨境服務貿易、電信服務、商業人員的臨時進入等，并且還明確了開放方式、適用范圍等多個細則。CPTPP締約方在服務貿易項下，明確了跨境服務貿易自由化的核心義務，并且采用負面清單的方式作出了具體承諾。涉及服務貿易開放的高水平協定還有《美墨加三國協議》（USMCA）和《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以RCEP為例，其第8章是關于服務貿易的最重要章節。除一般紀律外，該章針對金融服務、電信服務與專業服務制定了三個附件。RCEP締約方關于服務貿易市場準入與國民待遇的約束性承諾，可從兩種制表模式中自主選擇，即采用正面清單列表模式的“具體承諾表”和采用負面清單列表模式的“不符措施承諾表”。

　　其次是競爭政策。CPTPP在競爭政策內容上涵蓋反壟斷政策和反不正當競爭政策兩部分。CPTPP締約方應當制定或維持國內法以規制反競爭的商業行為。同時，CPTPP還對競爭法實施過程中的程序正義做出詳細規定。RCEP則規定，締約方有義務建立或維持法律或機構，以禁止限制競爭的活動，同時承認締約方擁有制定和執行本國競爭法的主權權利，并允許基于公共政策或公共利益的排除或豁免。

　　第三是政府采購。CPTPP明確要求，政府采購應該向國際競爭開放，每一締約方應當在盡可能且適當的情況下，根據該締約方適用的被普遍接受的政府采購原則進行政府采購，包括但不限于使其政府采購相關法律法規可被公開獲取等。USMCA要求，簽約各方政府應保證政府采購信息的公開和透明；對供應商的限制性條件應盡可能減少，即使有也應該有明確的界定，而且應該采用國際標準加以界定；對于供應商的需求，各國政府應提供其所需的所有可公開的信息和文件；文件還規定應該由一個公正公平的第三方對采購流程進行評估等。RCEP明確要求，要著力提高法律、法規和程序的透明度，促進締約方在政府采購方面的合作。

　　第四是環境保護。長期以來，與環境保護有關的貿易規則在很多締約條款中都存在分歧。CPTPP補強了世界貿易組織（WTO）《實施衛生與植物衛生措施協定》（SPS）中的制度性措施，為協調環境保護與貿易的關系提供了充足的組織保障。RCEP在延續SPS原則的基礎上，采用了和CPTPP相同的條款設置方式。整體來看，RCEP對跨區域生態環境保護及碳排放提出更高要求，這些要求均致力于解決環境保護和貿易自由化之間可能存在的潛在沖突。

　　第五是數字貿易?！稊底纸洕锇殛P系協定》（DEPA）由新加坡、智利、新西蘭三國于2020年6月簽署，是一個旨在加強三國間數字貿易合作并建立相關規范的數字貿易協定。該協定主要內容包括，商業和貿易便利化、數字產品待遇、數據問題、網絡安全、消費者信任、數字身份、新興技術、數字包容性等。USMCA中涉及數字貿易的內容包括：確保數據跨境自由傳輸、最大限度減少數據存儲與處理地點的限制以促進全球化的數字生態系統等。CPTPP則既延續了電子傳輸免關稅、個人信息保護、線上消費者保護等傳統議題，同時創新性地引入跨境數據流動、計算設施本地化、源代碼保護等爭議性議題。RCEP在數字貿易問題上和CPTPP的條款設置有相似之處，都將數字貿易條款置于“電子商務”項下，并明確了為在線消費者提供保護，以及維持當前不對電子商務征收關稅的做法。

　　第六是知識產權。CPTPP對知識產權保護的最鮮明特征是，知識產權保護不僅涉及傳統的知識產權概念，還包括數字貿易等新興領域，例如在數字環境下，對商標和版權侵權也屬于這一范疇。USMCA中涉及知識產權的內容包括：為生物藥和范圍廣泛的產品提供為期10年的保護、版權及相關權利享有國民待遇、提高標準打擊規避技術保護措施的行為等。RCEP則全面提升了區域內知識產權整體保護水平，共包含83個條款和過渡期安排、技術援助2個附件，是RCEP內容最多、篇幅最長的章節，也是我國迄今為止已簽署的所有自貿協定中知識產權內容覆蓋最為全面的協定。

　　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的推進路徑

　　制度型開放核心是“邊境后”規則的國際對接，這是一個系統工程，涉及面廣泛且錯綜復雜，需要綜合考量，把制度型開放與全面深化改革有機結合起來，積極穩妥有序推進。

　　第一，持續打造制度型開放試驗田。制度型開放作為新時代我國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頂層設計，涉及一系列管理制度的調整，所以打造高水平的制度型開放試驗田就顯得尤為重要。在我國對外開放的歷史上，自由貿易試驗區是商品和要素市場開放的重要載體和平臺，也正是依托自貿區建設的寶貴經驗，我國在“邊境”管理創新上，涌現出了國際貿易“單一窗口”、外資準入前國民待遇和負面清單管理模式等擴大開放的關鍵舉措。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對于自貿區來說就是要主動對接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在數據要素流動、政府采購、環境保護、知識產權和金融等重點領域實現與國際通行規則、規制、管理和標準的相通相容，通過壓力測試打造國內制度型開放高地，并同時盡快探索一批成熟可推廣的模式。

　　第二，加快對標國際高標準規則。制度型開放的關鍵任務和目標導向是對標對表國際規則。制度型開放與傳統概念上的對外開放之間最大的區別，就在于制度型開放的重點是加快與高標準國際通行規則的相容相通。自WTO多哈回合談判陷入僵局以來，全球經貿合作越來越呈現出從多邊向雙邊和小多邊轉移的趨勢，在“三零”（“零關稅、零壁壘、零補貼”）規則框架下實現自由貿易一體化，并且最大限度地消除絕大多數貿易品的關稅、各種非關稅壁壘和各種扭曲市場價格的產業補貼，一度成為新的趨勢。這些內容已經在多個維度涉及制度型開放的本質，即建立全球統一的競爭規則。對于我國來說，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的首要之義就在于把規則“引進來”，深化對全球主要高標準經貿規則的條款研究，在知識產權、政府采購、競爭政策、環境保護和數字貿易等重點領域，盡快制定從國家、行業到主要企業層面的應對策略和實施路線。通過對標對表貿易、投資和金融開放等領域的國際高標準規則，持續推進政府職能轉變。

　　第三，積極推動中國規則“走出去”。制度型開放的核心目的在于提升我國在新形勢下的國際經濟話語權以及參與國際經濟治理的能力。引進規則的最終目的是要推動中國規則“走出去”，持續不斷提升中國在國際規則制定話語權中的地位。其中，制度型開放的一個重要抓手是推進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自“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中國同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經貿合作日益密切，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新領域合作成為了“一帶一路”倡議從大寫意進入工筆畫的鮮明底色，中國倡導的“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得到了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熱烈擁護。共建“一帶一路”正成為中國適應和引領全球經貿規則，尤其是中國標準輸出的重要平臺。

　　第四，力爭在關鍵領域實現突破。制度型開放需要明確關鍵任務，并盡快從“規則、規制、管理和標準”四個關鍵領域實現突破。從規則來看，主要涉及如何平衡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關系，比如知識產權保護、中小企業、環境保護和政府采購等。規制則主要涉及壟斷與反壟斷、“雙碳”目標、稅收監管和協調等。管理主要涉及商業腐敗和商業賄賂、偷稅漏稅、社會責任（ESG）等。標準涉及制造業、服務業和農產品的標準制定和資格互認。

　　制度型開放雖然是一個宏大敘事，但在微觀層面的抓手卻非常具體，那就是圍繞上述領域盡快形成一批試點，比如在標準制定的數字經濟領域，制定算法設計的中國標準，打造數字規則“中國方案”，把平臺經濟治理作為關鍵突破，推動實現中國數字產業從“互聯網+”向“數據要素×”轉變，以此提升中國數字規則的國際化水平。

　　（作者分別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副研究員；浙江金融職業學院電子商務與新消費研究院助理研究員。本文系江西省人民政府—中國社會科學院戰略合作重大課題“江西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研究”和浙江省省屬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項目資金資助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