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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的營商環境是企業成長壯大與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基石，更是區域綜合競爭力的核心體現。制度型開放作為對外開放的重要形式和深層內容，成為優化營商環境的必由之路和關鍵支撐。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對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作出部署，明確提出要主動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在產權保護、產業補貼、環境標準、勞動保護、政府采購、電子商務、金融等領域實現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相通相容。

　　通過構建更加透明、穩定、可預期的制度環境，能夠有效降低市場運行的制度性成本，增強經濟發展的內生動能和國際競爭力，為各類經營主體提供更廣闊的發展空間和更優質的創新土壤，從而在更高起點上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一流營商環境，為中國式現代化注入強勁動力。

　　制度型開放與營商環境建設深度耦合

　　營商環境是企業生存發展的土壤。根據我國發布的《優化營商環境條例》，營商環境是指企業等經營主體在市場經濟活動中所涉及的體制機制性因素和條件，核心指向制度供給的適配性；而世界銀行公布的《營商環境成熟度報告》（B-Ready）方法論手冊，則聚焦監管框架的合理性、公共服務的有效性、規則落地的辦事效率，凸顯全球對標與實踐效能的雙重要求。由此可以看出，營商環境具有三大顯著特征：一是制度依賴性，其運行質量直接取決于體制機制的健全度；二是國際協同性，B-Ready的全球評估維度與我國提出的“國際化原則”，共同決定了地區營商環境優化需對接國際通行標準；三是動態適配性，經營主體需求的變化、全球經貿規則的演進，要求營商環境需通過持續改革實現“制度迭代”。這些特征決定了各地區營商環境建設必須突破區域政策調整的單一維度，以制度型開放為紐帶，以各類經營主體的實際經營需求為核心主體，以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的國際化適配為路徑，打通國內制度供給與國際通行規則的銜接通道，實現“制度接軌-環境優化-主體受益”的正向循環。

　　一方面，制度型開放以主動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為牽引，將開放訴求轉化為改革行動，為營商環境建設提供改革動能。這種開放模式超越了傳統的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轉向制度層面的系統化開放，其核心是通過深度融入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實現國內規制體系與國際通行規則的銜接互認，從而打造透明穩定可預期的制度環境。目前，我國市場準入負面清單歷經3次修訂，清單事項數量縮減至117項；《外商投資準入特別管理措施（負面清單）（2024年版）》將限制措施壓減至29條，制造業全面“清零”的同時，增值電信、生物技術、外商獨資醫院等領域擴大開放試點政策落地實施，外資企業在華經營政策確定性顯著提升；全國版和自貿試驗區版跨境服務貿易特別管理措施（負面清單）首次對外發布，實現跨境服務貿易管理向負面清單管理模式轉變。

　　另一方面，一流營商環境以深層次改革為支撐，為制度型開放筑牢實踐根基，以經營主體的真實需求推動規則體系的迭代升級。一般而言，企業能否進入全球市場取決于其營業所在地的監管框架的質量以及相關的公共服務。建立一個非歧視、透明、可預測和安全的貿易環境的監管框架，有利于促進社會各界積極參與國際貿易，并打造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由此，營商環境優化過程中暴露的“制度堵點”，往往成為制度型開放的“突破靶點”。例如，《市場監管部門優化營商環境重點舉措（2024年版）》著眼于積極對接國際通行商事規則，積極回應外商投資企業來華營商便利和公平競爭等訴求，從優化外商投資企業登記管理、充分發揮自貿試驗區的改革高地作用、深化競爭領域制度型開放、發揮標準在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中的保障作用、加快推進我國認證認可高水平對外開放五個方面提出了舉措；在競爭審查領域，《公平競爭審查條例》對規制招商引資惡性競爭、違規財政獎補和限制企業遷移等問題形成了剛性制度約束。這種“問題導向-改革破題-規則固化”的良性循環，使營商環境建設成為制度型開放的“壓力測試場”和“成果轉化器”。

　　以制度型開放塑造營商環境新優勢的實踐路徑

　　營商環境只有更好，沒有最好。當前，應以制度型開放為突破口，以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為主線，通過系統性、集成性制度創新，推動由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向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轉變，著力塑造營商環境新優勢，為各類經營主體提供更加優質的發展環境。

　　消費者在三亞國際免稅城選購商品。離島免稅作為海南自由貿易港政策制度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國際旅游消費中心建設的重要抓手。新華社記者　楊冠宇　攝

　　第一，聚焦關鍵領域實現深度制度銜接，構建國際化制度體系。當前，應當重點對標《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等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在貨物貿易領域，進一步優化關稅結構和原產地規則，推動國際貿易“單一窗口”覆蓋更多部門和業務，將通關時間壓縮至國際先進水平。服務貿易領域，全面落實跨境服務貿易負面清單管理制度，在金融、電信、醫療等敏感領域實施漸進式開放，依托服務業擴大開放綜合試點城市深入開展改革創新探索，積累更多可復制可推廣經驗。數字經濟領域，積極參與數據跨境流動、數字產品非歧視待遇等規則制定，建立健全適應數字經濟發展的監管框架。

　　第二，充分發揮開放平臺的先行先試作用，形成制度創新示范效應。以上海自貿試驗區、海南自由貿易港等為代表的高水平開放平臺，正在開展一系列首創性改革。當前應支持這些平臺在金融服務、數字經濟、知識產權保護等領域進行更大程度的壓力測試，探索建立與國際接軌的監管標準。在中西部內陸地區，應立足區位稟賦聚焦產業轉移、陸港經濟、跨境貿易便利化等領域開展差異化創新，探索“中歐班列+跨境電商”融合監管、內陸港與沿海港口“港港聯動”等特色模式。正如貴州正搶抓西部陸海新通道建設機遇，積極對接粵港澳大灣區、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主動融入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全面開放格局。

　　第三，注重制度創新的系統集成和協同高效。制度型開放賦能營商環境，要注重系統協同，形成“1+1>2”的創新效應。一方面，健全制度協同機制，在政府采購、競爭政策等敏感領域，探索建立既符合國際慣例又立足國情的管理模式，如完善公平競爭審查制度，將審查覆蓋至所有涉企政策；建立知識產權快速協同保護體系，實現專利審查、侵權維權、糾紛調解“一站式”服務。另一方面，完善多元參與機制，引入第三方評估機構，定期對制度實施效果開展評估，確保政策貼合企業需求；建立政企常態化溝通平臺，通過不同渠道，及時收集企業訴求，動態優化制度設計。同時，提升數字賦能水平，依托“一網通辦”“一窗通辦”等數字化平臺，以數字技術提升營商環境便利度。

　　多維度構建長效保障機制

　　制度型開放的穩步推進與一流營商環境的建設，需從法治、人才、機制等多維度構建支撐體系，確保改革落地見效、長期可持續。

　　第一，以法治筑牢營商環境根基。《中華人民共和國民營經濟促進法》明確提出，國家堅持依法鼓勵、支持、引導民營經濟發展，更好發揮法治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保障作用。發揮好法治對營商環境的保障作用，進一步建立健全以保護產權、維護契約、統一市場、平等交換、公平競爭、有效監管為基本導向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治體系。一方面，要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全面保護各類經營主體產權和合法權益，尤其要加強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完善侵權懲罰性賠償制度，大幅提高侵權違法成本。另一方面，要健全公平競爭審查制度，強化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執法，確保各類經營主體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完善商事糾紛解決機制，建立健全國際商事糾紛多元化解決平臺，支持仲裁機構國際化發展，增強我國法律服務的國際公信力和競爭力。

　　第二，以干部隊伍建設強化營商環境動力。制度型開放背景下，干部作為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的執行者，其國際視野、創新魄力與服務效能直接決定環境建設深度與成色，需通過能力提升與激勵保障雙措發力。為此，應聚焦能力適配，完善人才引進和培養政策，將國際經貿規則、制度創新實踐、跨文化管理等納入干部教育培訓必修內容，著力提升干部國際規則解讀轉化、制度創新風險把控及外資訴求響應能力。同時，圍繞擔當激勵健全容錯機制，鼓勵干部大膽探索、勇于創新，在制度型開放實踐中主動作為，確保營商環境建設始終朝著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方向邁進。

　　第三，以協調機制凝聚營商環境合力。營商環境優化是一個系統工程，涉及財政、金融、產業、人才、監管等多領域，各地區需打破部門壁壘，構建“系統集成、協同高效”的工作體系，全面提升制度型開放的協同性和實效性。加快建立健全跨部門協調工作機制，定期會商解決企業跨領域訴求，確保經營主體反映問題得到及時處理。推動跨區域協作，建立城市群、都市圈營商環境協同發展機制，在標準互認、執法協同等方面先行先試。建立健全風險防控機制，確保在推進制度型開放過程中有效防范和化解各種風險，維護經濟安全和社會穩定。

　　（作者分別系：貴州省社會科學院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地方實踐高端智庫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本文為貴州省社會科學院院省合作中國社會科學院專家指導研究課題（項目編號：ZJZD2412）階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