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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黨的二十大報告要求“推動現代服務業同先進制造業、現代農業深度融合”，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進一步強調“分領域推進生產性服務業向專業化和價值鏈高端延伸”、“提高現代服務業與先進制造業、現代農業融合發展水平”。生產性服務業是隨著社會分工細化而脫胎于生產企業的新興產業，主要包括現代物流、交通運輸、金融服務、技術研究與開發、信息服務和商務服務等。推進生產性服務業發展是引領產業向價值鏈高端攀升、實現經濟發展彎道超車的關鍵環節和根本途徑，其發展水平直接關乎制造業能否占據全球產業競爭的戰略制高點。

　　生產性服務業融合發展具有階段性特征

　　伴隨經濟社會的發展，人類勞動分工愈加明確，工業化發展經歷了從勞動密集型階段向資本密集型階段、再向技術密集型階段發展，進而顯示出對生產性服務業的不同需求種類和強度，傳統生產服務逐步被推向具有更高附加值的生產性服務業，生產服務與工業進入高級互動階段。生產性服務業融合發展大體經歷三個階段：

　　當一國或地區的人均GDP在10000美元以下、服務業比重低于50%時，制造業的社會化和專業化程度均不高，其對生產性服務業的需求不顯著。生產性服務業自身發展水平相對較低，以數量擴張為主要特征，金融是其中的主導。

　　當一國或地區的人均GDP處于10000美元至30000美元、服務業比重在50%至70%時，生產性服務業開始由數量擴張向質量提升轉變，其對制造業的依賴與對自身的需求愈發接近，基于制造業發展的商務服務業、信息科技等領域逐步成為生產性服務業發展的核心，對高技術制造業和中高技術制造業的影響明顯。

　　當一國或地區的人均GDP處于30000美元以上、服務業比重在70%以上時，生產性服務業更注重品質提升且成效不斷顯現，這一階段的商務服務在推動制造業及服務業本身發展中的作用更加凸顯，國民經濟呈現明顯“軟化”態勢。

　　生產性服務業融合發展存在自身內在機理

　　從產業分工視角看，生產性服務業是從制造業中分離出來，但與制造業并不是簡單的分工關系，有其緊密的內在聯系，集中表現為前者專業化水平的提高將帶來后者生產效率的提升、前者規模化水平的提高則帶來后者運營成本的下降。研究顯示，制造業生產社會化和專業化程度的提高，會帶來生產性服務業需求的增加。

12月4日，在南京人工智能生態街區的“AI·模坊”南京智能體集散中心，一款華夏機器人在打招呼。新華社記者　季春鵬　攝

　　從產業演變角度看，制造業企業將其內部非核心的服務性經濟活動外包給專業的服務商承接，這不僅有利于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也能為新出現的生產性服務業發展提供巨大市場空間，且能有效支持和促進制造業發展。具體來看，隨著制造業企業規模的擴大和國際市場競爭的加劇，適應生產組織方式的變革和專業分工細化的趨勢，制造業企業不得不將一系列以前由內部提供的生產性服務活動進行垂直分解，這種“外包化”業務不斷發展成為獨立行業，反向進一步吸引更多業務的“外包化”，推動生產性服務業的新發展。

　　我國生產性服務業融合發展正當其時

　　2015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提出“互聯網+”行動計劃，推動移動互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等與現代制造業結合，開啟了生產性服務業發展的新紀元。從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推動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深度融合”到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強調的“相融相長、耦合共生”，生產性服務業一直在融合發展的道路上不斷前進。

　　北京將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深度融合作為改善制造業企業不合理形態、進一步提升企業競爭力的關鍵抓手和主要路徑，進而促進生產性服務業大發展。其重點在于加強積極政策引導，鼓勵和促進企業向生產性服務業轉型；推動雙向開放和土地、財稅、金融等制度創新，切實發揮科創、金融的資源優勢，加強信息傳輸、軟件、信息技術服務等與技術密集型制造業融合，在大力發展生產性服務業的同時使其對高端制造業發展的助力效能發揮到極致。

　　上海作為中國最大的經濟中心和國際大都市，擁有全球領先的金融、貿易、航運、科技等產業，成為我國生產性服務業發展迅速的典范城市，在深化高水平改革開放、推動高質量發展中明確強調“發揮生產性服務業對產業升級的賦能作用”。重點推動產業互聯網平臺“集群”做大做強，切實保障平臺發展基礎要素，強化平臺對產業鏈的服務能力，提升營造融合協作產業生態的服務標準。

　　未來生產性服務業融合發展大有可為

　　2024年底我國人均GDP達到1.34萬美元，正處于生產性服務業發展的第二階段，即從“數量擴張”向“質量提升”躍升的關鍵階段。抓住數字化機遇，推動產業創新融合發展，不斷提升價值創造能力和發展質量，并由此帶動中國經濟和全球經濟的新發展，重點要抓好四方面工作。

　　第一，開放包容的制度體系和積極有效的政策引導是重要基礎。當前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已經逐漸跳出主要依賴區位、交通、資源等傳統優勢的階段，更多需要的是促進生產性服務業發展的市場化體制機制、資源整合制度、積極引導政策等，這對地方化、專門性、能落地的政策提出更大需求，“因地制宜”進行制度供給顯得更為迫切。

　　第二，強化與先進制造業深度融合是必選路徑。生產性服務業脫胎于制造業，又與制造業緊密相連，其發展的首要方位在于為以先進制造業為代表的實體經濟提供支撐，即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方向應是與先進制造業匹配的高端化、品質化。

　　第三，人才資源及其科研成果轉化是核心支撐。生產性服務業無論源自于科研院所的支撐，還是以企業內部研發機構為基礎，都是知識密集型產業，對從業人員的科學研究能力提出更高要求，要在引育人才上花大功夫。

　　第四，集群化、平臺化、鏈條式發展是優選策略。生產性服務業的持續健康發展需要以實體經濟為依托、也需要實體經濟達到一定的體量，同時生產性服務業自身也需要上下游部門的支持，“抱團”集聚發展的需求凸顯，產業集群發展基礎好的地方是生產性服務業發展的優選項。

　　（作者系浙江省“八八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浙江省“八八戰略”創新發展智庫聯盟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