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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強宏觀政策評價，有助于優化宏觀政策操作，提高政策效果，為2026年及“十五五”時期提供精準高效的政策保障。本報告對當前宏觀政策操作及其調控效果進行了系統評價，并對2026年宏觀政策提出建議，指出通過宏觀政策“三策合一”，實現最優經濟結構下的經濟短期穩定運行和長期平穩增長。

　　宏觀經濟格局研判

　　判斷宏觀經濟運行狀況，主要從經濟穩定與金融穩定兩個方面進行分析。

　　經濟穩定方面，我國經濟頂壓前行、穩中向好、韌性增強。2025年我國經濟增速預計達到5%左右，與潛在增速基本匹配。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的持續推進，進一步增強了經濟韌性。2025年1至11月，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速為6.0%，服務業生產指數同比增長5.6%，分別比2024年全年提高0.2個和0.4個百分點。

　　金融穩定方面，重點領域風險化解取得積極進展。一是房地產庫存壓力有所改善，風險得到一定消化。二是大型商業銀行和股份制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率穩中有降，資本充足率穩中有升，金融體系整體運行穩健。三是人民幣匯率上升勢頭增強，外匯儲備穩定，外匯風險顯著改善。雖然宏觀杠桿率有所上升，但這是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發力的結果，債務風險并未明顯增加。

　　宏觀政策評價

　　本報告基于宏觀政策“三策合一”理論及指數，對穩定政策、增長政策和結構政策進行全面評價。在此基礎上，對三類政策取向一致性和宏觀政策預期管理進行評價。

　　第一，穩定政策。

　　評價穩定政策的三個主要維度是政策力度、空間和效率。政策力度方面，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力度均有所加大。貨幣政策方面，2025年貨幣政策力度指數為44.0，比2024年提高3.4。為了落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要求的“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2025年央行降準0.5個百分點，降息0.1個百分點，并通過增加再貸款規模及下調再貸款利率等舉措加大實體經濟支持力度。財政政策方面，2025年財政政策力度指數為57.3，比2024年提高0.5，達到近五年高點。為了落實“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在支出端增加超長期特別國債和專項債規模，在收入端持續減稅降費帶動宏觀稅負（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占GDP的比重）穩步下降。2025年前三季度宏觀稅負降至16.1%，比2024年同期下降1.1個百分點。此外，財政支出進度有待加快，支出增速有待提升。

　　政策空間方面，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仍有一定空間。貨幣政策方面，2025年末貨幣政策空間指數為32.0，比2024年末下降1.4，這源自央行采取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應對經濟下行壓力，是當前經濟形勢下的合理變化。我國大型銀行存款準備金率在國際范圍內處于較高水平，7天逆回購利率等政策利率明顯高于零下限，為貨幣政策預留寶貴空間。財政政策方面，2025年末財政政策空間指數為41.5，與2024年末相比小幅下降0.7，這源自財政部門采取“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應對經濟下行壓力，同樣是當前經濟形勢下的合理變化。我國政府部門債務率仍然明顯低于發達經濟體，為財政政策留出較為充裕的空間。更加積極有為的宏觀政策能夠更有效促進經濟恢復，長期來看，將重新贏得更充裕的政策空間。

　　政策效率方面，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效率均有所改善。使用穩定政策效率指數反映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整體效率。2025年穩定政策效率指數均值為49.7，比2024年提高3.8。貨幣政策所采取的降息降準操作，不僅帶動市場利率降至歷史低位，而且加大了對實體經濟的信貸支持力度。財政政策對投資的帶動效應持續顯現。2025年1至11月，設備工器具購置投資同比增長12.2%，比2024年同期提高2.3個百分點，基礎設施投資中的互聯網和相關服務業投資同比增長達20.7%。通過加強結構政策、增長政策與穩定政策的積極配合，能夠掃清企業投資和居民消費面臨的結構性障礙，進一步提升穩定政策效率。

　　第二，增長政策。

　　增長政策有助于激發經濟增長動力。當前我國增長政策的核心任務是加大研發投入，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政府部門已經出臺大量舉措，取得了顯著成效：一是新興產業成長壯大，二是傳統產業改造提升，三是數字經濟向上向優。

　　增長政策能夠取得上述成就，關鍵在于研發投入不斷增加、創新能力持續增強。一方面，我國研發投入強度已從2012年的1.91%上升至2024年的2.68%，超過了歐盟國家平均水平。另一方面，我國基礎研究投入比重已從2012年至2014年的5%以下提升到2024年的6.91%，為新質生產力發展夯實了基礎。下一步，增長政策要進一步提高基礎研究投入比重，優化有利于原創性、顛覆性創新的環境，產出更多標志性原創成果。

　　第三，結構政策。

　　結構政策的重要目標是促使宏觀經濟結構向最優結構靠攏，助力提升潛在增速。“十四五”時期，中央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抓手，推動宏觀經濟結構持續優化。2024年經濟結構指數為51.9，實現三連降，相比2021年大幅下降2.9。

　　當前宏觀經濟主要矛盾是“供強需弱”，這不僅包括總供給與總需求在總量層面的矛盾，還包括結構層面的問題。對此，“十五五”規劃建議強調“促進經濟結構優化升級”。需加強對結構政策的使用，并且實現結構政策與穩定政策、增長政策“三策合一”，打消結構政策的后顧之憂，推動結構政策能夠著力解決各類經濟結構失衡問題，更好地實現經濟結構優化升級的目標。

　　第四，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

　　增強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的重點，是以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為核心的穩定政策取向一致性，以穩定政策、增長政策和結構政策為核心的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以及非經濟性政策與宏觀政策的取向一致性。

　　從穩定政策內部的取向一致性來看，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取向一致性進一步增強。2025年，貨幣政策定位發生了重要變化，從“穩健”調整為“適度寬松”。這能夠更好地與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適配。此外，以國債為紐帶的政策協調機制不斷完善，個人消費貸款財政貼息與服務業經營主體貸款貼息政策等創新舉措進一步豐富了貨幣和財政政策的協調機制。

　　從穩定政策、增長政策和結構政策的取向一致性來看，三類政策均發揮了重要作用。就穩定政策而言，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雙雙發力，推動經濟回升向好。就增長政策而言，通過加強基礎性研發投入，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推動長期增長趨勢向好。就結構政策而言，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帶動下，供給結構等多種宏觀經濟結構不斷優化。要使三類政策取向更加一致，關鍵是統籌好做優增量與盤活存量的關系。

　　從非經濟性政策與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來看，政策統籌機制不斷完善，政策取向一致性表現良好。2025年，文化政策、教育政策等多種非經濟性政策與宏觀政策之間的協調配合較好，非經濟部門與經濟部門的協調機制不斷完善。各類非經濟性政策沒有對宏觀政策產生掣肘，確保宏觀政策順利實施。

　　第五，宏觀政策預期管理。

　　中國特色預期管理，包含短期貨幣政策預期管理、年度的中期預期管理以及“五年規劃”和超長期戰略發展規劃等長期預期管理。

　　就短期預期管理而言，貨幣政策保持較高透明度，前瞻性指引效果較為明顯。2025年，央行常態化地通過新聞發布會、貨幣政策委員會例會等方式，向市場公眾說明貨幣政策立場等重要信息，保持較高溝通頻率。同時，央行繼續通過前瞻性指引引導市場預期，在提振市場預期和保持人民幣匯率企穩回升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就中期預期管理而言，2025年初制定的主要經濟目標均較好實現或成效顯著，預期管理取得理想效果。2025年前三季度我國GDP增速為5.2%，全年GDP增速預計在5%左右，與年初設定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5%左右”目標相符；前11個月城鎮調查失業率均值為5.2%，較好地完成了“城鎮調查失業率5.5%左右”的目標；全年CPI漲幅雖然低于“居民消費價格漲幅2%左右”的目標，但下半年以來CPI漲幅企穩回升，核心CPI漲幅有所擴大，反映出公眾物價預期持續改善。

　　就長期預期管理而言，“十五五”規劃建議等長期戰略安排對公眾的長期經濟增長預期起到了重要前瞻性指引作用。“十五五”規劃建議強調，“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一個重要標志性指標就是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夯實了公眾對長期經濟增長的預期。

　　2026年宏觀政策建議

　　要在大宏觀視角下，緊扣中國宏觀經濟格局，抓住主要矛盾、少數政策目標、少數政策工具，通過宏觀政策“三策合一”，實現最優經濟結構下的經濟短期穩定運行和長期平穩增長。

　　第一，通過宏觀政策“三策合一”破解“供強需弱”的主要矛盾。使用穩定政策著力提振內需尤其是消費需求，使用增長政策做優總供給，使用結構政策提升總供給與總需求的適配度。通過穩定政策、增長政策、結構政策“三策合一”，完善宏觀經濟治理體系，著力破解“供強需弱”主要矛盾，提升宏觀經濟治理效能。

　　第二，建議將2026年經濟增速目標保持在合理水平并力爭向潛在增速靠攏。根據宏觀政策“三策合一”AI實驗室的測算結果，2026年中國經濟潛在增速在5%左右，通過使用結構政策和深化改革，潛在增速合理水平還將進一步提升。考慮到外部環境不確定性與2026年全球經濟增速可能趨緩，建議將目標增速保持在合理水平并力爭向潛在增速靠攏。這樣既能預留一定回旋空間，也能釋放積極“穩增長”信號。

　　第三，著力促進物價合理回升，逐步推動核心CPI漲幅回升至2%左右。建議采取分步走策略。第一步，盡快改變物價漲幅偏低的狀態，2026年爭取實現CPI與PPI雙雙轉為正增長，核心CPI漲幅力爭達到1%以上；第二步，用一到兩年時間促使核心CPI實現2%左右的漲幅。

　　第四，穩定政策要進一步加大力度，重點解決需求不足尤其是消費需求不足的問題。貨幣政策要在進一步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基礎上，適時采取降準或降息操作，為企業投資和居民消費提供更加可得、更加廉價的信貸資金。財政政策方面，要進一步加快財政支出的執行進度。同時，切實加強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提高整體效率。

　　第五，增長政策要以發展新質生產力為重點，推動供給由“做大”到“做優”。進一步發揮增長政策的重要作用，著力提高基礎研究投入比重，穩步提升供給質量。增長政策在堅守長期政策定位的同時須兼顧短期影響，防范人工智能技術和設備的使用可能帶來的挑戰。

　　第六，結構政策要著力優化投資結構、產業結構和收入分配結構等重要經濟結構，更好地統籌總供給和總需求的關系。在生產端，需重點優化投資結構和產業結構。在消費端，需重點優化收入分配結構。結構政策通過優化經濟結構，能夠為潛在增速的提升打開空間。

　　第七，加強預期管理，提振市場信心。一是加快形成經濟改善和預期增強之間的良性循環；二是不斷提升政策透明度和政策可信度；三是聚焦民營經濟預期偏弱這一重點，著力優化營商環境，全力推動民間投資增速回升。

　　（作者：陳彥斌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陳小亮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審、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劉哲希系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