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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一個月黑風不高的晚上，我和老婆去北展劇場看舞劇《蘇丹之夜》。車還沒停穩，一個黑影兒就靠了上來。我習慣性地以為遇到了停車管理公司預先布置下的“暗哨”，于是連忙降下車窗，對黑影兒大喊：“停車費已經給過了。”那哥們兒咧嘴一笑，操著一口京片子說：“您有多余的票嗎？”——原來是位倒票的爺。
從停車場走到北展劇場門口，老有眼神兒不對的大哥擦身而過，略帶神秘地問你“票有多的嗎”或是“要不要演出票”。若不想被這些半地下工作者盯上，只能充耳不聞，旁若無人地往劇院門口走。寒冬的夜色下，這些不戴鴨舌帽、一水兒羽絨服的便衣“特務”雖不是偵緝隊派來的，但總讓人有種不安全感，只有邁進燈火通明的劇場大廳，才覺得終于回到了“解放區”。
之后的一天，中央電視臺某頻道播放了一條現場宣判會的消息，長期盤踞在北京某醫院的幾個“號販子”終于被繩之以法，分別被判若干年徒刑，他們不僅倒賣“專家號”，還威脅醫務人員、毆打住院病人。由此可見，北京的“號販子”是多么的囂張。
再后來的一天，由于禁不住商家“買300返300”的促銷誘惑，我們舉家前往宣武門附近一家大型商場購物。商場里反復播放著警方在某某商廈抓了一批鬧事兒“券販子”的消息，還奉勸消費者“不要通過這些倒買倒賣商廈購物禮券的人購買各類商品”。但這樣的宣傳攻勢似乎連隔靴搔癢都算不上，很多“券販子”依舊悠然自得地游走于顧客和款臺之間。只要你手中拿著尚未結賬的購物單，就會招來南腔北調的“券商”，圍著你問要不要直接打五折或者賣不賣手里的券。
有報道說，有商家單方面凍結了部分“券商”的返券卡，但筆者以為這樣的手段似乎缺乏足夠的法律依據。要知道，“券販子”的行為雖然觸及了商家利益，但依舊是在游戲規則之內進行的，且游戲規則本身還是商家制定的。
回想這三天的經歷，發覺票販子、號販子，還有券販子，這些“黃牛黨”已經滲透到了日常生活的每個環節，你想避也避不開，畢竟人家也是市場經濟的產物。再說，供需失衡靠什么調節？最先想到的自然是價格手段，在法律缺位的某些特殊時刻，“黃牛黨”給出的價格就是市場價格。往遠了想想，不僅國內如此，國外也不例外。記得國際足聯曾通過門票實名制打擊“黃牛黨”，但德國世界杯還是被不少人鉆了空子。
在筆者看來，醫療、鐵路等公共事業涉及國計民生，打擊這類“票販子”、“號販子”自然是大快人心，而且要盡快彌補法律上的空白，不給他們留下一丁點兒折騰的空間。但在處理倒賣商場購物券的問題上，似乎最該挨板子的不應是“券販子”，正是他們的“拼縫兒”行為為消費者節約了時間成本和大量腦細胞——要是沒有他們，很多人就不得不在商場里先逛上半天，再算計半天，然后才能把現金和返券花得相對合算一些。取消這種考驗消費者算術能力的返券游戲，與消費者、商家兩頭博弈的“券販子”自然就會消失，這才是標本兼治的好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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