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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貴州茅臺股份有限公司的總經理喬洪被“雙規”了，其理由是涉嫌受賄。在茅臺股份長期位居上市公司高價明星股行列的背景下，這個消息顯得格外刺眼。
其實，在這種刺眼的眩暈之后冷靜下來想一想，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這種國企高管犯罪的現象就不斷地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可以說是一個老問題了，為什么到了現在，這個老問題還是沒能得到有效地解決呢？處理了一個現在的“喬洪”，會不會還有很多的“喬洪”再度出現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可能還是要從問題的根源入手來分析。
這些高管所出的問題絕大多數都是經濟犯罪問題。為什么能進行經濟犯罪呢？原因無非有兩個，一個是擁有一些優質的資源，這些資源能夠為他人帶來暴利；另一個是擁有絕對的權力，這種權力在很多情況下得不到有效的制約。比如原來的褚時健，擁有緊俏的香煙資源；現在的喬洪，擁有緊俏的茅臺酒的資源。而這些緊俏的資源的支配權力成為不受制約的權利的時候，經濟利益的沖動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就會促使各種各樣的人使用各種各樣的方法來靠近這種絕對的權力，因為這種權力能夠為他們(包括擁有這種絕對權力的本人)帶來暴利。在這種種的綜合因素的作用下，擁有這種資源和權力的人，一旦私心萌動，就會走上犯罪違規的軌道。這也就是楮時健之后又有喬洪出現的內在原因。在目前，國有企業正在大規模地向一些壟斷性的領域集中，這種集中的必然結果就是讓一些高級管理者越來越多地擁有控制這些優質資源權力。所以，如何防止下一個“喬洪“出現，便使老問題有了新的緊迫感。
有一段時間，尤其是在褚時健的問題出現之后，輿論將很多一部分的責任推在國有企業激勵機制不健全這一點上。國有企業激勵機制確實是這些問題產生的原因之一，但是，并不是一個根本的原因。因為人性中利益沖動是永遠存在的，這也是國外很多跨國公司中有的拿著上億的年薪依然要進行經濟犯罪的原因，比如安然的高管們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所謂貪心不足就是指的這種現象。
所以，要想真正能夠防止下一個“喬洪”出現，治本之策還是要使企業內生一種驅動性很強的、持續的制度性因素，這種驅動性使企業在組織上能夠時刻警惕這種犯罪、畏懼這種犯罪、及時糾正這種犯罪。這種強大的驅動力應該來自于企業產權的擁有者，或者說股東們，或者說能真正關心、愛護企業資產的董事會。因為國有企業的產權屬于全體人民，國家代表全體人民行使了對國有企業的股東權力，又由于國有企業千差萬別，使這種股東權力常常缺位，或者不能完全到位，這種內在的驅動力顯示出來的動力不足。這種動力不足表現在對企業高級管理者的任用相當大的一部分不是經過市場競爭的檢驗，而是一種上級對下級的任命；對國有企業的資產缺乏足夠的責任心，造成很多國有企業資產的流失；在配置國有企業的資源的過程中，過多地考慮政績因素，較少地考慮效率因素等等。所以，如何建立這樣一種有效的董事會制度，可能是國有企業改革中的一個重大課題。
在具有了這種對國有企業有效的資產監護、資源配置、增值促進的制度的基礎上，才能夠建立國有企業的經營運行機制，包括激勵制度、約束制度、發展戰略、創新戰略等，才能夠使這些機制和戰略具有有效的傳導性，才能夠產生強大的執行力。
現在，國有企業的改革正在向現代企業制度迅猛邁進，包括職業經理人的聘用、企業的整體性的激勵機制的建設、股東權益體現的分紅制度等等，無疑使我們的國有企業具備了健康發展的基礎。但是，如果不能在職業經理人制度之上建立有效的、有責任心的、科學的董事會制度，不能內生一種有強大驅動力、持續性的制度體系，我們的制約監督體系就會存在缺陷，下一個“喬洪”說不定還會不斷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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