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種跡象顯示，流動性泛濫正在通過CPI和資產價格沖擊著中國的社會經濟生活。調控物價過快上漲再次列入各級政府的重要日程。
令人擔憂的是，引起這種流動性泛濫的各種因素不僅沒有消除，還在增加之中。比如，為了抵御金融危機沖擊超額投放的大量貨幣，已經沉淀在社會經濟生活之中；為保持經濟快速增長，還必須保持適度的貨幣投放量的增長；外貿順差累積的大量外匯，還需要投放更多的人民幣來對沖；美國實行的“量化寬松”政策在全球范圍內釋放著新的流動性，一有套利的機會，“熱錢”就會尋機流入。如何管理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持續增長的流動性？對中國的貨幣政策無疑是一個嚴峻考驗。
對貨幣政策的另一個考驗是，如何保證我國經濟平穩較快增長的貨幣需要？2011年是“十二五規劃”的開局之年，也是經濟結構調整向縱深發展的攻堅戰之年，發展和調整都需要有較高的資本投入。與此同時，我國的城市化進程還遠遠沒有完成，還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房地產領域已經和仍在堆積大量的資金，聯系著千千萬萬的消費者和各類商業銀行；在大規模的基礎建設過程中，地方融資平臺舉債快速增長，項目消化也離不開新的投入……凡此種種表明，如果過度收縮流動性，勢必帶來較大風險。比如，貨幣政策收緊導致人民幣資產估值下降、土地收入減少、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債務壓力加大，等等。如果“硬性調控”危及經濟增長，很可能在按下通脹之“葫蘆”的同時，卻浮起了通縮之“瓢”。這將是一個更糟糕的結果。
由此可見，當前的貨幣政策正面臨“兩難”的選擇：既要“保增長”，又要“防通脹”,即將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勢必做出選擇。
筆者以為，在此情況下，可取的“兩全之策”只能是“精細化操作”，即在“回歸常態”的過程中，提高彈性，增加靈活調節機制。
首先，靈活利用利率工具，根據經濟運行的實際情況適時適度調整利率，以市場化的手段調整貨幣需求。這樣，那些貸款數量多、資產負債率高、缺乏競爭力的企業必然考慮融資成本，節約資金使用；而那些有活力和競爭力的中小企業也有機會從金融機構得到融資。
其次，在防范“熱錢”上要有靈活性。如果“熱錢”流入太多，操作中就應該朝緊縮的方向去，如果發達國家經濟復蘇加快“熱錢”回流，則應適當放松操作。隨著形勢的變化動態調整，增加政策的前瞻性和靈活性。
再次，配合經濟結構調整，針對不同的行業和項目有“進”有“退”，有獎有罰。對違規建設項目采取限貸、停貸和收貸等措施；對不符合國家政策的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的項目嚴禁發放任何形式的新增貸款及授信，在控制風險的情況下，加大對新興產業的信貸支持力度，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