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恩犯事并辭職后，圍繞著誰來接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各國展開了激烈的爭奪。國內外媒體都提到了一些中國官員的名字，比如現任IMF總裁特別顧問的朱民，以及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但在筆者看來，中國人當IMF總裁，短期內還有兩個障礙無法突破。
第一個障礙，無疑是西方的阻撓和其他國家的疑慮。在未來的國際金融秩序中，IMF將發揮中心的角色。已辭職的卡恩曾在一次專訪中對筆者說，在未來的新秩序中，誰都無法忽視IMF的存在和作用。比如，在西方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的施壓中，IMF就起著重要的幫襯作用。
對于位高權重的IMF總裁寶座，西方顯然不會輕易將其交到新興國家手中，更遑提中國人手中。在目前的IMF份額中，中國排位還在美、日、德、英、法之后列第六位（去年將中國份額提升為第三的改革，批準尚需時日），中國影響力相當有限。其他新興大國，也都有類似推舉自己人入主IMF的打算，也未必會輕易支持中國人入選 。
第二個障礙，則無疑是中國官員自身的局限性。縱觀以前的IMF總裁或世行行長，雖被歐美包辦，其一般都有擔任相關國家內閣級官員的資歷；此外，作為國際金融組織領導人，其本身都有資深的專業背景，并熟練掌握英語的聽說讀寫。
對照這兩個要求，可發現中國目前符合標準的高級官員真是不多。朱民是一個合適的人選，但也只能說他有能力，但缺乏資歷。2010年他入職IMF前的最高職務，是擔任中國人民銀行的副行長。但這不到一年的央行副行長資歷讓他被拔擢成IMF副總裁問題不大，但要當IMF總裁，難度不小 。更重要的是國際因素，如上所述，西方國家不大可能對中國候選人笑臉相迎。美歐在IMF的表決權加起來超過了50%，沒有西方的首肯，任何人都不可能上臺。
西方的如意算盤，無疑是繼續維持“慣例”，即由歐洲人來接替歐洲人。但這種“帝國后遺癥”一直備受詬病 。為因應后危機時代的世界格局的變化，IMF和世行在過去幾年進行了重大改革，這種領導人由歐美包辦的傳統，顯然已與時代格格不入，必須得到改革。
但西方顯然不會輕易放棄。在這種情況下，新興國家更應該有所團結，對于中國來說，不妨支持在立場上與自己更接近的新興國家候選人；而考慮到其他新興大國有太多國家利益要考慮，中國更可傾向于支持一些中立小國的候選人。
作為最大新興經濟體和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的中國，竟只能望IMF總裁或世行行長職位興嘆。從中，我們至少可以看到兩點，一，這其實正反映出中國在當前國際金融秩序中的真實地位，中國要能發揮更大影響力，還需要艱苦的博弈；二，中國缺乏國際領導人才的儲備，這就需要國家未雨綢繆，制定更有戰略眼光的干部培養體系。當越來越多的中國身影出現在國際機構領導崗位，從另一個側面說明，中國才真正崛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