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國集團(G20)領導人第八次會議將于5日在俄羅斯圣彼得堡舉行。隨著時間的推移，G20的基本功能已從抗擊國際金融危機的應急機制，逐漸回歸到強化全球經濟合作、推動各國政策協調的重要平臺。G20的使命發生變化，既是全球經濟發展步入新時期的客觀要求，也是當前國際經濟形勢復雜化、各國利益訴求分散化的真實寫照。
從歷次峰會成果看，G20在凝聚全球共識、應對金融危機、修補金融體系、抗擊經濟衰退方面功不可沒。最初幾次峰會上，深切感受到唇亡齒寒之痛的與會各方在“救市”攻略上達成了廣泛共識，并向國際社會發出承擔相應責任的承諾。
自打2010年6月舉行的多倫多峰會，G20的重心開始從協同刺激轉向協調增長上來，各方在短期應急時形成的同心同德逐漸弱化，而與會國家在長效治理觀念上的南轅北轍，慢慢成為阻礙宏觀政策協調、拖延金融秩序重建、延緩全球經濟增長的“堅冰”。從2010年下半年的韓國首爾峰會到去年的墨西哥洛斯卡沃斯峰會，G20內部之間的爭吵無處不在——從制定財政與貨幣政策到解決全球經濟失衡，從應對氣候變化到重建國際金融秩序，莫不如此。
先說美聯儲的量化寬松政策(QE)，G20多數成員對此早有不滿。在幾年前的首爾峰會上，美聯儲因推出QE2而遭到多國抨擊。但美聯儲并不在乎其貨幣政策的外溢效果，在此之后依舊我行我素地推出了QE3和其加強版。在本次圣彼得堡峰會前，有關美聯儲將退出QE的預期重創新興國家資本市場，巴西等國代表明確表示應把上述問題放到議題當中，但從行事風格看，美方似乎并未將貨幣政策的外溢效果真正納入考量。有分析認為，美聯儲一旦將新興經濟體逼到死角，美國經濟最終也難逃再陷衰退的命運。
再說重建國際金融秩序。從歷屆G20峰會來看，發達經濟體與發展中經濟體之間就這個議題的“南北對話”變得越發艱難。其中，推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份額改革就是明證。原本是2010年做出的決議，卻因美國方面的拖延遲遲未予落實。
總而言之，透過G20歷屆峰會，不難發現這樣的事實：
首先，經過本輪國際金融危機洗禮，全球經濟版圖發生了位移，但這種以新興經濟體集體崛起為主要特征的轉變，從量變上講仍處于積累階段，對照危機前的坐標進行觀察，各經濟體之間的相對位置并未發生顯著變化。換句話說，發達經濟體在世界經濟格局和國際金融秩序中仍處于主導地位，并希望通過各種修補措施來維系當前局面，而謀求更多話語權和影響力的新興經濟體尚未成功，未來更是任重道遠。
其次，在全球化的今天，所謂“脫鉤”只是不現實的幻想，無論發達經濟體還是發展中經濟體，二者已牢牢捆綁在一起，任何獨善其身的企圖最終都會落空。順應歷史潮流，加強合作與對話，充分進行政策協調，才能分享到世界經濟發展的成果。
最后，G20使命的轉變，也顯示出當下許多全球性議題都并非危機性問題，而是長期性難題。在強勁、可持續、平衡增長的框架下，G20需要強化領導力和執行力，推動多邊合作、完善協商機制，循序漸進地為全球經濟再平衡等疑難雜癥找到正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