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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康納斯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
非主流智慧的勝利的典型，我認為非巴菲特莫屬。
反華爾街，反商學院，非主流公司治理，非典型CEO決策，這些就是巴菲特管理智慧中的關鍵字眼，是新書《巴菲特致股東的一封信：管理篇》傳達的巴菲特管理真經。
擁有72家子公司的集團公司，大約有24.6萬名員工，伯克希爾·哈撒韋總部只有19人，作為CEO，巴菲特的工作內容卻相對簡單，主要包括資本配置及對高層人士的選擇和薪酬制定等為數不多的幾個層面。以下方面能看出巴菲特非主流的工作智慧，這些非主流的智慧，因為我們實在學不來，借鑒的人少之又少。
比如在時間管理方面。”不像現今大多數CEO的生活被那些根本沒有辦法進行選擇的事情給侵占了,巴菲特提前掩飾好了自己的時間安排，從而留出了大量自由的時間，過得自由從容。此例可完美說明這一點：當比爾·格雷厄姆（凱瑟琳·格雷厄姆的兒子）問什么時候可以打擾他時，巴菲特回答說：“任何時間都可以，我沒有預先安排日程的習慣”。
我們兩人都堅持幾乎將每天大量可以利用的時間都用在坐著思考上面。在美國的企業中這是非常不同尋常的。我們閱讀并思考。沃倫和我倆人與大多數在生意場上打拼人的比起來，讀得和想得更多，而做的相對較少。我們這樣做因為我們喜歡這種類型的生活。
——查理·芒格
我從沃倫身上學到的東西多得令人難以置信，其中有些事情是能夠用語言表述的，比如真正地看好你日程表上的時間，盡可能多地重視你閑暇的時間。我最高興的時候是沃倫從他的日程表里走出來的時候。
——比爾·蓋茨
查理·羅斯：沃倫·巴菲特打造了這么一種生活，這種生活使他能夠以讓他覺得舒服而且全面地富有成效的方式做他自己喜歡的事情。我們在他在奧馬哈最喜歡的一家名為哥拉特（Gorat）的牛排餐館里吃飯的時候，談到了他怎樣生活的問題。給了我一種啟示。跟我漫無邊際地談了一天。
沃倫·巴菲特：一整天，你今天不會相信。我下來后，而且，我通常是在家里讀報紙。我大約在早上6：45起床。
查理·羅斯：是紙的報紙還是網上看？
沃倫·巴菲特：大多數時候是紙質的報紙，但是我會上網去查些東西。
查理·羅斯：你把你喜歡的內容都編列成表。
沃倫·巴菲特：是的，我甚至把查理·羅斯秀也列進來了。我想看看誰會去那里展示。真的，我會這樣做。所以，我大約在早上6：45起床，但是我在大約在早上9：00或者8：00進辦公室，這主要看當天有什么樣的安排，我沒有出去講話的安排。這是我的日程手冊，你可以看一看。
查理·羅斯：沒有排太多的約會嘛。
沃倫·巴菲特：8點鐘，9點鐘。我沒有那樣做。我不希望以那樣的方式過日子。
查理·羅斯：你在很久以前就做好了決定。
沃倫·巴菲特：很久很久以前。當我還是個孩子，還在送報紙的時候，我就做出了這樣的決定。我知道我喜歡什么，不喜歡什么。我喜歡送報紙。我不想做IBM或者通用汽車的頭。
查理·羅斯：為什么不？
沃倫·巴菲特：你的生活被那些你根本沒有辦法進行選擇的事情給侵占了。我真的就是不想這樣做。
查理·羅斯：你大約在早上9：45進辦公室。
沃倫?巴菲特：我每天讀5份報紙。我閱讀各種類型的年度報告、雜志、10Ks（美國證監會要求的公司運作情況的年度報表——譯者注）、10Qs（美國證監會要求的公司運作情況季度表格——譯者注），所以我得說，我一天中花了大約75%至80%的時間在閱讀上。每天剩余的時間，我花在電話上，買入或者賣出股票、外匯，但是這些不會占用太多時間。我們不會去大范圍地那樣做，隨后，我回家，打打橋牌，或者再讀些東西。
查理·羅斯：你大約在下午5：30至6：00回家。
沃倫·巴菲特：盡管沒有固定下來的時間，我不喜歡被框死。
查理·羅斯：你會在下午3：00回家，或者如果你希望，在下午7：00回家。
沃倫·巴菲特：正確。
查理·羅斯：你也會讀更多的東西。
沃倫·巴菲特：是的，通常是這樣，也會時不時地打打橋牌。
查理·羅斯：在網上嗎？
沃倫·巴菲特：我愿意為了能夠每周在網上打12個小時的橋牌每年付500萬美元。這對于我來說是值得的。如果我們將它與第二個家的成本進行比較，500萬對我來說算不了什么。如果我能夠將12個小時與我在卡梅爾的姐姐，或者無論是誰，一起打橋牌的歡樂與他們分享，在幾秒鐘之內，點點鼠標就上去，我愿意付這筆錢。他們沒有辦法解決，所以我每年支付大約95美元。
查理·羅斯：所以，主要的娛樂是打橋牌和會朋友。
沃倫·巴菲特：當然，橋牌和朋友是相互交叉的。這個星期六，我要與比爾打牌，我的時間是晚上10點，他的時間是晚上8點。我們會打上幾個小時。他的網名是“Challenger（挑戰者）”，但是他沒把它拼寫正確。他把它拼寫成“Chalengr。”我留意了一下這個拼寫。
查理·羅斯：你的網名是什么？
沃倫·巴菲特：T·Bone（丁骨牛排）。
查理·羅斯：你的名字是“丁骨牛排”，他的名字是“挑戰者”，而且你們倆人約著上線，玩上幾個小時。通常都是你贏嗎？
沃倫·巴菲特：不是，我是想這樣告訴你，但是你會去跟他確認，而且你去那里一定會這樣做….
工作與私人生活的平衡
沃倫的大兒子霍華德最后終于理解了他父親時間管理的過程：“我的父親沒有開過一次草坪修剪車…我從來沒有看到他割過草，修過枝，也沒洗過車。我記憶中這通常都是麻煩事；而且，只有當我長大了而且明白了時間的價值，我才意識到為什么他要按他自己做事的方式來做。他的時間太珍貴了。
“太過于知名并不是一件好事情。正如你所看到的（朝作為伯克希爾·哈撒韋總部的小房子揮揮手），我們沒有足夠的設施來處理數以噸計的詢問。我們收到了所有希望獲得投資建議的人們的來信。我并不是想斤斤計較，而是我真的沒有辦法來在處理好這些東西的同時，又能夠做好我的本質工作。”
一名股票持有人有一次問巴菲特他怎樣安排他的一天。沃倫說大多數時候都在閱讀或者在講電話。“那是我的做法，查理，你是怎么做的？”
“這個（問題）讓我想起了我的一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在一個無所事事的集群里工作的朋友，”蒙格爾回答說。“一位將軍有一次去見我朋友的老板，我們稱他為格羅茲上尉。他說，‘格羅茲上尉，你在忙什么？’他的老板說，‘狗屁事都沒有。’
“將軍越想越氣，轉過來看著我的朋友，并且說，‘那你在做什么呢？’
“我的朋友說，‘我幫助格羅茲上尉。’這是描述我在伯克希爾所做的事情的最好的方式。”
盡管處于公眾的聚光燈下，巴菲特仍然保持了一種難能可貴的私人生活。所以，他不像現代的首席執行官，他確實提前遮蔽好了他的時間，喜歡沒有任何負擔地保留住這種生活。當比爾·格雷厄姆（凱的兒子）問他什么時候可以被打斷，巴菲特回答說，“任何時間來都可以，我沒有預先安排日程的習慣。”華盛頓郵報有限公司的總裁理查德·西蒙斯對巴菲特的那處祖母綠色的圣室倍感驚奇。他在里面沒有擺放一個電子計算器、股票終端或者是電腦。“我就是一臺電腦，”他對一名來訪者說。西蒙斯說，當巴菲特坐在他的辦公室里的時候，“似乎沒有什么事情發生，除了比爾·斯科特（巴菲特的交易員）偶爾伸進他的頭來說，‘1000萬美元在125
1/8：做還是不做？’電話也不太多。巴菲特的時間比首席執行官們平均下來的時間要多得多。他的一天是一條名副其實的沒有限制的時間和櫻桃可樂的溪流。他會坐在紅木馬蹄形的辦公桌旁，苦讀幾個小時，通過電話（他總是自己接聽）以及三條專線：所羅門兄弟（Salomon
Brothers）、史密斯?巴尼（Smith Barney）以及高盛（Goldman Sachs）參與到這個世界里。
嗯，我只是采用了南茜·里根（Nancy Reagan）的政策，我只說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