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空頭無罪》一書中，資深華爾街人士羅伯特·斯隆通過追溯跨越200年的美國歷史論證到，賣空不僅沒有破壞我們的股票交易市場，反而保證了這個市場的誠信。《空頭無罪》顛覆了關于賣空的傳統成見，提出正是賣空讓金融市場更透明、更誠信、更強大，讓人大受啟發。
你可以通過很多方法賺錢并受到贊揚。企業狙擊手一般會被《財富》雜志和《商業周刊》奉為名人；技術天才因企業家精神而受到贊美；媒體和電影制作人則因為他們的創作天賦而備受尊敬；即便石油公司都常常能得到優待。在美國，你可以第一次嘗試把兩個小物件黏在一起，然后把它賣出去，有人會稱之為創造。但是，如果你賣空某只估值過高的股票，肯定會遭到否定，甚至被看成是不道德的，是在破壞美國的資本主義體制。
當市場變得不景氣時，公眾就開始抱怨放縱、妄動、貪婪和不正當的行為。人們感覺自己受到傷害、茫然無助，希望山姆大叔能清理混亂的局勢，查出應該受到懲罰的對象。在制定罪名的討論中，賣空者注定再次難逃厄運。把罪名加在賣空股票的投資者身上實在是太方便了。
年輕的時候，我也傾向于指責賣空者。15歲時，我第一次經歷了賣空。來自華爾街一家著名機構的高層人物曾經接受父親邀請來我家做客，后來，他成了叱咤風云的領導者。父親讓我過去向他問好，當時1979年的石油危機剛剛過去，我試圖做出有見地的市場評論。我想到了首任證監會主席喬伊肯尼迪，講述了他在1929年的時候如何賣空，并在經濟危機期間賺了1500多萬美元。當然，我并無意要贊美他。
這位高管看著我，停頓了一下，然后非常冷靜地回答：“那是應該的。”
當時我才15歲，必定沒有接受過關于華爾街的任何培訓，也沒有任何相關經驗，但根據直覺，我認為肯尼迪的做法是不對的。為什么他的故事會像習慣性思維一樣出現在我腦海之中？為什么我年輕的世界觀中已經烙下了反對賣空的烙印？賣空究竟是如何將政治和經濟制度分開的？賣空為什么會導致華盛頓精英和企業領導者團結一致的罕見情況出現，同時指責這種行為？為什么市場下挫的時候，金融媒體會激烈地排擠賣空者，指責這種和華爾街歷史同樣悠久的投資方法？
正是這些問題激勵我寫下本書。結果證明，答案在于國家的創立過程，以及平民主義和資本主義、農村和城鎮、主街和華爾街之間不斷出現的緊張關系。
2007年開始的這場經濟危機是由銀行高估其賬面資產引發的—資產并不能以合理的價格出售。有形權益資本和它們出售非流動資產得到的資金之間的差額正是信用危機爆發的癥結所在。
但是，談到出現這種問題的原因時，很多華爾街高管卻對自己的非流動資產負債表避而不談。相反，他們的目光又轉向了熟悉的替罪羊：賣空者。高管們稱，正是這些賣空者含沙射影地散播一些知名金融股股價下跌甚至崩盤的謠言和謊言，才使人們預測市場的衰退。
在這些高管中，很多人堅持認為自己公司的流動資金充裕、資產估值恰當、商業模式也完整無缺。但是，眾所周知，這并不真實。為幾乎所有交易提供資金的支付系統—無論是普通系統還是最復雜的系統，無論是家庭經營的小公司還是跨國信用卡公司—都即將凍結，一美元一美元地凍結、一家一家企業地凍結、一個部門一個部門地凍結。截至9月，華爾街境遇最差的公司之一—雷曼兄弟已經陷入了破產的邊緣，美國以杠桿為特征的資本主義體制也即將被自己拖垮。
當然，雷曼并不是遭遇意外破產的第一家華爾街機構。2008年3月，在摩根大通全國范圍內財務接管的援助下，貝爾斯登才免于破產。雷曼公司是一家風險交易和風險控制為主的投資公司，是商業票據市場的主導者。沒有人知道批準它破產的代價是什么，但是雷曼保管了世界各國的主權債務、企業債務和個人債務。市場管理者—在他們想要監管的CEO們的慫恿之下，把雷曼的破產歸咎于第三方—他們指責賣空者。
市場下挫，歷史重演
公平地說，近一個世紀以來，賣空者都是一個很容易被栽贓的替罪羊，因為從定義上來講，他們就是從他人的虧損中獲利。賣空者借入股份，然后將其出售，寄希望于通過以更低價格買進股份獲利。一般情況下，賣空者會從經紀商處借入股票，然后以一定的價格將股票售出，希望能以更低的價格再買進股票。也就是說，如果股價下跌，賣空者就能獲利。同樣重要的是，賣空者中投資方法已經非常普遍，但卻似乎并不能為大多數人所掌握。
從本質上來說，賣空是一種在某只股票價格下跌時創造收益的投資工具。賣空的原因很多：公司的商業模式可能是完全錯誤的，其創收潛力可能不大，或者，有時候有人會懷疑某些公司做假賬。但是大多數賣空交易的目的是為了抵消持有某只可轉換債券的風險，為并購套利的差價下賭注，或者在指數套利的時候避免利率風險。
進行賣空的步驟有兩個。第一，賣空者必須對借入股份的可能性進行研究。（事實上，大型銀行都設有專門的部門，其主要任務就是向想要貸款或者賣空股票的人出借股份和現金。）要從銀行或者經紀商處借入股份，一般都是通過機構經紀業務部來執行，這個部門本質上就是專為專業投資人士服務的銀行。大多數人都利用銀行來進行住房抵押貸款、商業貸款、房屋凈值貸款和汽車貸款。機構經紀商為管理股票或債券投資組合的專業投資人士提供類似的服務，并通過其機構經紀業務部門來執行這些服務。
一開始，賣空者必須獲得經紀商的準許，經紀商必須有賣空者可以借入并出售給買家的股份。為了借入股份，賣空者必須以現金、債券或者股票的形式進行抵押。此外，借入股票還必須支付利息，而且利息可能很高，有時候高達每年50%。一旦借得股票，賣空者就通過經紀商將股份售出，再交割借入的股份，完成交易。
盡管名聲不好，但賣空是金融體系的一個基本部分，它增強了市場的流動性，甚至是一些資本市場存在的關鍵。當1931年大不列顛島摒棄金本位原則時，市場面臨困境，紐交所也在短期內禁止了賣空交易。做市商沒有能力為交易提供流動性，交易價格急速攀升。兩天之后，禁令就被撤銷了。
但是，由于股票賣空本質上意味著損人利己，政治家們紛紛指責賣空者是市場崩盤的罪魁禍首，即便賣空實際上和這次崩盤毫無關系。對賣空（或許是市場上聯系最緊密的環節）的這場錯誤抨擊已經走向破裂。去年9月，由于雷曼兄弟瀕臨破產，政府并沒有發表杠桿率、借貸標準、資本結構和市值計價會計準則等可能為銀行帶來一線生機的重要問題，也沒有探索用政府資金解決問題貸款、為其提供支持的方法（不良資產救助計劃和定期資產支持證券貸款工具就是這種類型的政府項目）。相反，政府攻擊賣空者—這個看上去比其他投資者和政府本身更了解銀行系統健康狀況，難以歸類、也并不被人了解，但卻非常可靠的老對手。
本書的目的不是證明賣空的可行之處，因為任何對股市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賣空就是市場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本書的目的在于探討一種正常的行為如何隨著時間的推移慢慢成為被指責的對象，我們又為何會對國家的金融歷史麻木不仁。去年發生的一系列事情就像是在金融歌劇院上演的一場長時間的表演一樣。演員有所變化，但是政府、管理者、投機者、金融體系、媒體和公眾扮演的角色和故事卻沒有隨時間的推移而改變。歷史不一定會以這種方式重演，但人類的本質卻會如此。
正如你將要看到的那樣，美國人對賣空者的痛恨可以歸因于這個國家擁有主街和華爾街兩類群體的本質。雙方力量對比一發生變化，政治家和憤怒的公眾都會找到指責的對象。實際上，2008年發生的現象甚至可以追溯到托馬斯杰斐遜和亞歷山大漢密爾頓之間的分歧上。
（摘自《空頭無罪》前言，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