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金融危機爆發之后，許多位著名學者都出版了他們的新作，對金融危機進行了深入的剖析。比如一直預言美國要爆發金融危機的“末日博士”魯比尼推出了《危機經濟學》，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Kenneth
Rogoff和馬里蘭大學經濟學教授Carmen
Reinhart也出版了《這一次不一樣了：過去800年以來的金融危機》，美國聯邦法官、經濟法學的代表人物波斯納先出了一本《資本主義的失敗》，似乎還覺得意猶未盡，很快又寫了一本《資本主義民主的危機》。很多出色的記者也出版了關于金融危機的新書，比如：《金融時報》副主編Gillian
Tett的《愚人之金》（Fool’s Gold），《紐約時報》專欄作家Andrew Ross Sorkin 的《大而不倒》（Too Big to Fail），
《華爾街日報》華盛頓分社副社長David Wessel的《美聯儲與我們同在》（In Fed We
Trust），等等。盡管已經有了這么多出色的作品，拉詹的新書《斷層線》仍然顯得卓然不群。
拉詹是芝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金融學教授，曾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首席經濟學家。他和津加萊斯合作的《從資本家手中拯救資本主義》已經在國內翻譯出版。拉詹曾獲美國金融學會的費雪-布萊克獎，該獎專門獎給四十歲以下的最優秀的金融學家。
拉詹在此書中談到，美國金融危機爆發之后，盡管人們已經有很多反思，比如金融機構盲目的進行金融創新、金融監管漏洞百出、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存在嚴重失誤，但是，金融危機的根源要比這些原因更為深層。拉詹此書取名《斷層線》，借用的是地質學中的術語。當地殼巖石承受的壓力超過其本身的強度之后，就會發生斷裂，出現斷層。地質學家發現，地震往往是沿著斷層線發生的。拉詹談到，有三條斷層線導致了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而且，由于我們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未來的危機仍然會沿著這三條斷層線爆發。
第一條斷層線來自于美國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和美國國內政治之間的沖撞。1976年，收入最高的1%的美國家庭，占美國家庭總收入的8.9%。到2007年，這一比例已經增加到23.5%。從1976年到2007年，美國全國的實際收入每增長一美元，就有58美分流入最富有的1%的家庭的腰包。因大舉沽空次貸按揭一下走紅的對沖基金投資經理人John
Paulson在2007年的收入是37億美元，相當于74000個美國普通家庭收入的總和。拉詹談到，對于普通的美國人來說，更切膚的感受是收入在水平線以下的家庭狀況不斷惡化。而這又是因為美國教育體制存在著巨大的弊端。收入水平較低的家庭往往受教育程度更低。由于工作崗位對教育和技能的要求越來越高，有大學文憑的雇員和沒有大學文憑的雇員的工資差距不斷拉大。2008年，有高中文憑的勞動者平均年工資為27693美元，而有大學文憑的勞動者平均年工資為48097美元。收入低的家庭受教育程度更低，受教育程度更低則下一代的收入水平更低，這樣一來，教育的差距會使得收入差距越來越惡化。普通勞動者的后代在競爭中弱勢會越來越明顯。
雪上加霜的是，美國的社會保障體系和其他發達國家如歐洲國家相比，覆蓋的時間更短。一般來說，失業救濟只管6個月，而且，醫療保險是和工作掛鉤的，一旦丟掉工作，就很難加入醫療保險。這種社會保障體制或許在過去是適合美國國情的。從1960年到1991年，美國所經歷的經濟衰退都是短暫的，就業也能迅速恢復。但是，從20世紀90年代之后，美國屢次經歷“沒有就業增長的復蘇”。1991年，美國的經濟產出用了三個季度就恢復增長，但就業用了23個月才回到衰退之前的水平。2001年，美國只用了一個月就實現了經濟增長，但就業用了38個月才回到衰退之前的水平。
收入差距的拉大和社會保障的落伍，讓美國人越來越感到焦慮和擔心。政治家們必須對此有所回應。改革美國的教育體制，提高勞動者的收入，本來應該是最重要的政策目標，但是，美國的政客們希望用更速效的藥、味道更甜的藥。于是，他們開始以刺激消費的政策討好選民。這種政策就是擴張性的貨幣政策。隨著利率降低、信貸擴張，刺激了人們的消費，尤其是房地產消費。信貸擴張帶來的好處是巨大的、迅速的、廣泛的，但是其風險和成本卻被隱藏起來。美國原本就有房地產政策金融。1929年大蕭條爆發之后，很多美國人因為失業而還不起月供，到1933年春，超過一半的住房抵押貸款出現問題。羅斯福總統上臺之后，很快就成立了有房戶借貸公司（HOLC）和聯邦住房管理局（FHA）。1936年HOLC停止運作，美國很快就成立了聯邦住房全國抵押貸款協會，即后來的房利美。1968年政府國家房貸聯盟（即吉利美）成立，1970年聯邦住房抵押貸款公司（即房地美）成立。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美國政府開始鼓勵以抵押貸款的方式支持美國人民買房。1992年美國通過了聯邦住房企業安全法案，目的之一就是為了提高低收入家庭和少數民族家庭的自有住房率。無論是克林頓政府，還是小布什政府，都對房地產金融推崇不已。2002年小布什在美國住房建設部演講時就談到：“擁有自己的住房就是實現了美國夢”。房地產信貸能幫助政客拉選票，而銀行看中的是政府的隱含擔保，所以大膽的進軍房地產金融。對于美國政府來說，支持房利美和房地美還有助于減少政府赤字，因為一部分赤字其實轉移給了這些“政府支持企業”。常在河邊走，哪能不濕鞋。房利美和房地美盡管自稱從來不做次級貸款，但實際上，這些政府支持企業持有大約59%的次級貸款。為了討好民眾而大肆擴張信貸，最終一定會帶來嚴重的銀行危機。美國1929-1933年大蕭條之前，就出現過民粹主義政府支持下的急劇信貸擴張，過了沒有十年時間，金融危機就過來敲門了。
第二條斷層線是國際收支失衡。靠借貸消費是有限制的，一旦對消費品和服務品的需求強勁增長，就會帶來通貨膨脹。央行就不得不提高利率，這就會讓消費者借錢的能力下降。但是，在過去20年間，美國家庭消費的增長中，有很大一部分來自國外的資金，尤其是德國、日本、中國等貿易順差國。這些國家的國內儲蓄高于國內投資，因此才出現了經常賬戶順差。為什么這些國家，尤其是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會走上出口導向的發展道路呢？歸根到底，這是由于這些相對落后的國家的經濟增長焦慮癥。過去的經濟增長從來沒有這樣快。1820-1870年間，當時的“新興市場”澳大利亞和美國的年均經濟增長率分別是1.8%和1.3%。它們成長為發達國家，靠的不是高速增長，而是長期持續的增長。但是，1950-1973年日本的增長率已經超過8%，中國在過去30多年的經濟增長甚至超過了日本。德國和日本在戰后鼓勵出口，是出于形勢所迫。當時，作為戰敗國的德國和日本滿目瘡痍，國內居民的消費能力嚴重不足，唯一的出路就是出口。日本和德國的成功經驗很快被發展中國家所模仿。一開始，很多發展中國家借鑒的是蘇聯模式，熱衷于建立國有企業，但效果并不理想。后來，發展中國家發現，出口對于經濟增長能帶來兩個好處：一是國際市場上的競爭是真刀真槍的，只有真正具有競爭力的企業才能生存，把自己的企業逼到國際市場上，有助于其加速成長。二是國際市場可以克服國內市場狹小的局限，最大限度地實現規模經濟、專業化分工的優勢。但是，為了鼓勵出口，發展中國家普遍采取壓低利率，尤其是存款利率，以及壓低匯率的政策，這不利于鼓勵國內居民的收入增長和消費。與此同時，國內的服務業往往受到政府的過度保護，效率低下。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實行出口導向的發展中經濟大多是威權主義政權，這是因為，靠壓抑國內消費刺激經濟增長的做法，靠一個民粹主義政府幾乎是無法實現的。
問題在于，這種重出口，輕消費的政策從長期來看是難以持續的。政府也要對民眾的怨言做出反應。但是，當各國政府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的時候，往往已經積重難返。德國在這一問題上比日本做得更好，這主要得益于德國加入了歐盟，因此很多會得罪既得利益的國內改革，可以借助歐盟的外部約束實現。日本就沒有這樣的便利。加之日本很快就進入了人口老齡化社會，實施改革更是難上加難。日本的官員回憶，說20世紀80年代日本的股市和樓市價格暴漲的時候，日本政府本來是希望利用財富效應，鼓勵國內投資和消費，借機實現戰略轉型，結果出乎意料的是，企業投資沒有增加，因為日本企業都到海外，尤其是勞動力更廉價的東亞地區投資了。消費的增長只是曇花一現。到1990年之后，日本的股市和樓市泡沫破滅，日本從此失去了改革的最佳時機，進入了失去的二十年。
第三條斷層線是不同的金融體系之間的碰撞。在英美國家的金融體系被拉詹稱為“保持距離式”（arm’s
length）的金融體系。這種金融體系非常注重信息的透明，有法律約束。金融家不需要刻意和企業客戶保持緊密的關系，他們需要企業的信息，可以通過各種公開的渠道獲得，如果企業經營狀況不好或是不還款，有市場和法庭來制裁。英美金融體系中以直接金融為主。但是在制造業為主的經濟體系中，金融體系主要靠的是銀行。在這些地方，關于企業的信息不透明或不公開，要想知道企業的真實狀況，銀行必須和企業建立長期的緊密關系。由于政府有意壓低存款利率，缺乏對消費信貸的完整紀錄，而且沒有司法體系的保護，所以消費信貸難以得到長足發展。一旦金融機構提高對消費者貸款的利率，政治家就會出面，以保護消費者的名義加以制止。在兩種情況下，發展中國家需要從國外融資，這個時候，就會出現不同的金融體系之間的碰撞。一種情況是傳統的發展中國家，比如1994年金融危機之前的墨西哥，以及一些非洲國家，這些國家的國內儲蓄太少，所以需要國外融資。另外一種情況是1997年金融危機之前的東亞經濟體，這些經濟體的國內投資太多，所以需要國外融資。當英美金融資本來到發展中國家之后，出于保護自身利益的考慮，會采取三種辦法：一是只借短債不借長債，方便隨時出逃；二是用外幣貸款不用本幣貸款，這樣可以回避匯率風險；三是通過國內銀行貸款，這樣一來，國外資本的利益和國內銀行的利益捆綁在一起，一旦出現金融危機，發展中國家不得不救本國銀行，一旦救了本國銀行，也就等于救了國外的金融資本。這樣的碰撞帶來了“貨幣錯配”和“期限錯配”，即本來要用本幣，但借到的卻是外幣，本來是想長期貸款，但得到的都是短期貸款，所有的風險都轉嫁到了發展中國家借款者的頭上。這就是新興市場出現金融危機的原因之一。1988年，韓國、馬來西亞和泰國的投資占GDP的比例平均為29%，到1996年就劇增到42%。觸發東亞金融危機的另一個導火索是1995年日元貶值，日本的出口增長，但東亞新興經濟體的出口卻紛紛下跌，結果東亞經濟體突然陷入增長停滯，危機不請自來。
從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的政策對策來看，大抵仍是“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無論是采取擴張性的刺激政策也好，還是加強對金融體系的監管也好，都沒有觸及拉詹所說的斷層線。全球經濟的地殼仍然在斷層線的兩側移動，粗糙不平的斷層面相互摩擦，并考驗著巖石的承受力。當巖石承受不了巨大的壓力產生斷裂的時候，我們就會看到，在脆弱的斷層線上，地震將再一次爆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