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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威廉·伯恩斯坦
出版社：機械工業出版社 |
威廉·伯恩斯坦是一名精神病從業醫師，擁有化學和醫學兩個博士頭銜，經濟學只是其業余愛好。在經濟學領域著書立說，也是威廉·伯恩斯坦退休之后玩票所為。孰料這一玩可不得了，他連續出版多本備受歡迎的金融理論、資產組合投資、貿易史著作，“頭銜”也變成了“金融理論家”，或者不蹩腳的經濟學家，遠比枯坐學院固守教條的同行靠譜。
這本《繁榮的背后：解讀現代世界的經濟大增長》，旨在解答19世紀早期出現的引發現代經濟爆發式增長，以及這種增長只出現在一些國家，在另一些國家增長態勢不明顯甚至與增長潮流絕緣的原因。威廉·伯恩斯坦對此設問給出的回答是，持續、無法逆轉的經濟增長需要具備四種制度條件：財產權、科學理性主義、現代資本市場、交通與通信技術。他首先分析19世紀之前若干個曾經短期繁榮的國家、文明，指出上述四種制度條件中一個或多個缺失，造成了這些國家和文明衰落，并且，缺失多個制度條件的后果要比只存在一個“短板”嚴重。
接下來，威廉·伯恩斯坦分別就財產權等四種制度條件對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性、不可或缺性進行了闡述，也同時論證了單有其中一項，國家也無法實現長久的經濟繁榮。值得稱道的是，有別于許多原教旨主義經濟學家，威廉·伯恩斯坦在闡述資本（市場）一章中，提到了近代荷蘭因過度沉溺于金融業務導致了衰落。荷蘭在17、18世紀，其國內發達的資本市場率先推出了海事保險、退休金、年金、期貨、期權、跨國證券上市以及共同基金等金融創新，還涌現出真正意義的現代投資銀行。在荷蘭，貸款的風險有史以來第一次可以打包出售，并以不同名目的債券形式分攤給數以千計的投資者，由此推動了利息率（資金成本）的降低，讓荷蘭資本家、投機客踴躍融資在海內外投資。據統計，荷蘭1800年的對外投資高達15
億荷蘭盾，是荷蘭GDP的兩倍，這個比例遠遠高于現代的金融投資大國美國，后者對外投資不到GDP的一半。金融如此發達，金融獲利如此輕而易舉，當時的荷蘭政府和資本家沒有動力完善監管體系，也缺乏風險判斷，大量外部債權均落得違約結局，更關鍵的是，這個國家的初期繁榮并不依靠技術進步這一現代財富的偉大發動機，因而不可避免的衰落。
近現代英國是首個同時具備威廉·伯恩斯坦所說四種制度條件的國家。英國對財產權的尊重，是這個國家自中世紀時代留下的政治遺產，以《大憲章》的形式限制了王權，遏制了幾百年里多位國王試圖擴權越界的努力。也正是因為王室權威相對衰弱，近現代英國更能寬容技術創新，除了工業革命前那些在各行業各領域起到重要奠基作用的發明創造外，這個國家還第一個系統地將科學方法應用于農業。英國“光榮革命”不僅從荷蘭引進了新國王威廉，還引入了大批荷蘭及歐洲其他國家的金融家族，并一步步規范本國的資本市場。等到蒸汽機等一連串實現交通與通信條件升級的新技術成果出現，可以說，19世紀早期的英國在全球擁有了起跑優勢。對照荷蘭與英國，同時期的法國、西班牙和日本卻仍然面臨推動騰飛發展的制度障礙，因而發展得更慢，并留下了延至現代的負面社會、文化和政治遺產。
在筆者看來，這本書的前兩部分較為清晰的回答了威廉·伯恩斯坦的前述設問，有關財產權等四種制度條件的價值意義的分析也頗為到位。正如本書中文版推薦序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張宇燕所指出的，威廉·伯恩斯坦在這本書中并沒有提出原創性理論見解，而是高效簡潔的引述了多位經濟史、貿易史、金融理論專家的名作論點，以易于被讀者看懂理解的方式整合起來，成為一部“有理論一句的非小說文字”，“憑借已有磚瓦筑造出具有別具一格功能的房屋來”。
但需要指出的是，恰恰也因為威廉·伯恩斯坦非正統經濟學家的身份、全盤借用他人研究成果著述的特點，書的前兩部分仍然存在一些瑕疵，譬如，第二章談及美國財產權法治傳統中專利保護體系時，作者忽略了或選擇性放棄的事實是：美國在20世紀前專利保護法律政策發明的對外歧視導向，以最低成本引進來自歐洲的技術成果；又如，將英國在近現代時期的崛起繁榮原因界定為四種制度條件的具備（甚至定論稱，只要有了四種制度條件，繁榮就會自然而然發生），無視當時作為日不落帝國的英國，其發展從海外殖民地資源、市場等獲得的非制度優勢（英國20世紀損失了這些非制度優勢，仍保留了前述四種制度條件，也無法換回的衰落了）。
《繁榮的背后：解讀現代世界的經濟大增長》這本書更大的問題在第三部分——威廉·伯恩斯坦試圖將前述四種推動經濟繁榮出現的制度條件，進一步確定為充分必要條件（不需要其他因素），甚至是有政治正確寓意的唯一模式——這個目標暫不論正確或者謬誤，遠遠超出了依靠整合已有文獻著書立說的他的能力。書中第三部分也因此陷入顛三倒四的敘述，在發展、幸福、霸權等詞匯中艱難切換，在多處論述時將“財產權”直接置換為“法治”。
作者有意論證財產權等四種條件之外，學界重視的其他因素如民主只是經濟發展的成果，而不能成為進一步保證推動經濟持續發展和繁榮，可能會起到相反作用，舉出了當今世界許多民主政體國家陷入發展困境的案例，以及一些被稱為非民主政體的國家連續快速增長的情況；甚至還暗示，在保證財產權前提下實行必要專制的合理性。筆者認為，威廉·伯恩斯坦的這種有一定代表性的理解，本身是忽略民主發展完善程度、民主與法治互相支撐、缺失民主的經濟增長必然造成兩極分化進而葬送發展局面的惡性后果等一系列常識的誤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