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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思考市場的角色 　　即便你贊同我們需要抓住這些有關“市場之道德”的大問題，你仍可能會懷疑我們的公共話語是否能夠勝任這項任務。這個擔憂合情合理。任何重新思考市場角色和范圍的嘗試，都應當首先承認下面兩個令人深感棘手的障礙。 　　一個是市場觀念所具有的經久不衰的力量和威望，即便是在80年來市場失敗最慘痛的后果面前亦復如此。另一個是我們公共話語中的怨懟和空泛。這兩種情況并不是完全不相關的。 　　第一個障礙很令人困惑。當時，2008年金融危機被普遍認為是對此前不加批判地擁抱市場的做法（這種做法跨越政治范圍盛行了30年）所作的一個道德裁定。曾經無所不能的華爾街金融財團的幾近崩盤以及對大量緊急援助的需求（以納稅人的利益為代價），看似毫無疑問地引發了人們對市場的重新思考。艾倫·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作為美聯儲的主席，曾長期扮演市場必勝論信念的高級傳教士；即便像他這樣的人后來也以“一種令人震驚的懷疑態度”承認說，他對市場自我糾錯力量的信心被證明是錯誤的。《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雜志是一份積極推廣市場信念的英國雜志，它當時一期的封面上是一本正在溶解成泡沫的經濟學教科書，標題則是“經濟學到底出了什么問題”。 　　市場必勝論的時代最終走向了毀滅。其后想必是一個道德清算的時代，亦即一個重新追問市場信念的時代。然而，事實卻證明，社會并沒有朝那個方向發展。 　　金融市場的慘烈失敗并沒有從整體上動搖人們對市場的信心。其實，相對于銀行來說，這場金融危機所破壞的更多的是政府的聲譽。2011年，多項調查表明，在美國所面臨的諸多經濟問題上，美國公眾所譴責的更多的是聯邦政府而非華爾街的各大金融機構——其比率要高于2∶1。 　　這場金融危機將美國和全球經濟都拋進了繼1929年大蕭條之后最糟糕的經濟衰退之中，并且讓成千上萬的人丟掉了工作。然而即便這樣，它也沒有使人們從根本上對市場問題進行反思。相反，它在美國所導致的最顯著的政治后果卻是茶黨運動的興起，然而茶黨運動對政府的敵意以及對自由市場的狂熱，甚至都會使當年的羅納德·里根深感汗顏。2011年秋天，“占領華爾街運動”使得抗議者們在美國各大城市和世界各大城市頻頻集會。這些抗議者們把他們的矛頭直指大銀行和大公司的權力以及日益加劇的收入和財富不平等現象。盡管茶黨與占領華爾街的激進主義分子在意識形態導向上存在差異，但是他們都是在對政府采取緊急援助措施方面表達一種民粹式的憤慨。 　　除了這類抗議聲音外，關于市場角色和范圍的嚴肅辯論在我們的政治生活中仍嚴重缺席。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如其長期以來所做的那樣，仍在對稅收、政府支出和預算赤字等問題爭論不休，只是現在的爭論更多了一點黨派色彩、更少了一些鼓舞或說服力而已。由于政治體制沒有能力代理公共善，或者說，沒有能力解決最為重要的問題，所以公民對這種政治體制越來越感到灰心，同時對政治的理想也日漸幻滅。 　　公共話語的這般窘況乃是開展關于市場道德局限之辯論的第二大障礙。在一個政治爭辯主要由有線電視上的吵架比賽、廣播討論節目里黨派性極強的謾罵和國會中意識形態性的扔食品大戰所組成的時代里，很難想象人們會把一種關于這類頗具爭議的道德問題的理性公共辯論視作評價生育、兒童、教育、健康、環境、公民資格以及其他物品的正確途徑。但是我相信，這樣的辯論是可能的，而且還會促使我們的公共生活煥發生機。 　　一些人認為我們所怨懟的政治生活中有著太多的道德信念：太多的人太過深切、太過固執地信奉著他們自己的信念，而且還想把這些信念強加給所有其他人。我認為，這種看法誤讀了我們的窘境。我們政治的問題并不是有太多的道德爭辯，而恰恰是爭辯得太少。我們的政治之所以過于激烈，實在是因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空洞的，亦即缺少了道德和精神的內涵，而且也未能關注人們所關切的那些重大問題。 　　當代政治的道德缺失有很多原因。其中之一就是試圖將“良善生活”的觀念從我們的公共話語中排擠出去。為了避免派系紛爭，我們往往堅持認為，當公民進入公共場所的時候，他們應當將他們的道德信念和精神信念拋在腦后。盡管這種觀點的意圖是好的，但是不想把良善生活的爭論納入政治的做法卻為市場必勝論和堅持信奉市場邏輯的做法掃清了道路。 　　當然，市場邏輯也以其自身的方式把道德辯論從公共生活中排擠出去。市場的部分吸引力就在于它們并不對其所滿足的偏好進行道德判斷。市場并不追問一些評價物品的方式是否比其他方式更高尚或者更恰當。如果某人愿意花一筆錢來滿足自己的性欲或者購買一個腎臟，而另一個同意此樁買賣的成年人也愿意出售，那么經濟學家問的唯一問題就是“多少錢”。市場不會指責這種做法，而且它們也不會對高尚的偏好與卑鄙的偏好加以區別。交易各方都會自己確定所交易的東西具有多大價值。 　　這種對價值不加道德判斷的立場處于市場邏輯的核心地位，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它為什么具有吸引力。但是我們不愿進行道德和精神爭論，加之我們對市場的膜拜，已經使我們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它逐漸抽空了公共話語的道德含義和公民力量，并且推動了技術官僚政治（亦即管控政治）的盛行，而這種政治正在戕害著當下的很多社會。 　　對市場道德局限性展開辯論，會使我們（作為一個社會）有能力確定市場服務于公共善的領域以及市場不歸屬的領域。展開這種辯論還會經由允許各種彼此沖突的良善生活觀念進入公共場所而使我們的政治具有生機。再者，這些辯論又將如何展開呢？如果你認為買賣某些物品會腐蝕或貶低它們，那么你肯定會相信一些評價這些物品的方式要比其他方式更加適宜。腐蝕某種行為（例如父母身份或公民資格）的說法很難講得通，除非你認為某些為人父母或者做一個公民的方式要比其他的方式更好。 　　與此類似的道德判斷，構成了我們對市場進行若干限制的理由。我們不允許父母販賣他們的子女，或者不允許公民出售自己的選票。我們不允許這樣做的原因之一，坦率地講，就是道德判斷。因為我們相信，售賣這些東西乃是在用一種錯誤的方式評價他們/它們，而且還會形成不好的態度。 　　認真思考市場的道德局限性，使我們無法回避這些問題。它要求我們在公共領域中一起來思考如何評價我們所珍視的社會善品。認為一種更具有道德意義的公共討論（甚至在最好的情況下）會使人們對每個有爭議的問題都達成共識，那是愚蠢的。但是這種討論將有助于形成一種更健康的公共生活。同時，它也會使我們更加明白，生活在一個一切都待價而沽的社會里我們要付出的代價。 　　當我們考慮市場道德問題的時候，我們首先會想到華爾街的各大銀行及其不計后果的行徑，也會想到對沖基金、緊急援助和政府調控改革。但是，我們在今天所面臨的道德挑戰和政治挑戰，卻有著更為普遍和更為平常的性質——也就是要重新思考市場在我們的社會實踐、人際關系和日常生活中的角色和范圍。 第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