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公布，中國開啟了新一輪全面改革。此時此刻，當今中國最具影響力的一批學者、企業家對土地、城鎮化、都市建設、經濟泡沫、壟斷、稅制、債務、養老、教育等當前突出的重大社會問題，獻言獻策，相當程度上可以說代表了當下國人的深切關注點，體現了對改革的某種擔當。就此而言，雖然這本《中國2014，改革升檔》所談大多是近年來輿論和學者反復熱議的話題，但在此時重提，并將之上升至新的高度，無論你對這些專家之言有多少保留，其推動社會改革的道路堅定走下去的勇氣可敬可嘉，也燃起了國人的新希望。
土地財政轉型之難
據國土資源部統計，2013年全國土地出讓總金額達4.1萬億元，以超出近萬億的規模，輕松刷新了2011年3.15萬億元的歷史紀錄。在土地財政火爆的背后，則是各地“地王”競相屢創新高，全國房價坐上了火箭。同時，大多數地方政府將賣地收入作為城市基礎建設重要資金來源渠道，而基礎建設又成為許多地方特別是工業欠發達地區經濟驅動力的重中之重，所以項目越來越多，規模越來越大。有的實在難以整出什么像樣的公共項目，就大興樓堂館所，甚至靠造超大規模的低智景點以吸引公眾眼球。
雖然土地財政看似數目相當可觀，但相較于地方動輒數千億上萬億的空前基建規模而言，仍顯得力不從心。于是，迫于擴大基建數量與規模的沖動，在工商稅收難以支撐發展需要的情況下，地方政府紛紛以土地作抵押，頻繁舉債，地方政府債務一路走高。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副部長劉守英測算，“2012年，84個重點城市的土地抵押融資貸款達到5.95萬億元，成為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重要資金來源”。而長江商學院副院長陳龍經過估測和計算后認為，截至2011年底，“中國公共債務余額為263749億元”。
有債就必還。為平衡債務，大多數地方政府不可避免地把目光投向土地和國有企業，但強化前者必將進一步推高“地王”高度，強化后者極易助推“國進民退”、固化壟斷現象，顯然與市場改革走向背道而馳。與債務混亂相伴相生的是，各級融資平臺如雨后春筍，千奇百怪，現有監管機制防不勝防，力不從心，“影子銀行”也借勢翻云覆雨，增加了市場的不可預測性。
再深一步追究，在土地財政背后，是地方政府急功近利的經營城市思維，與之相伴的是貪大求全且高度同質化的大城市現象，“大城市病”應“運”而生。原本應以“平權”為前提的城鎮化建設，在城市發展資金渴求和巨大土地利益驅動下，早就異化為土地“低進高出”的肥碩營生。就此，吳敬璉老先生從城市發展的理論高度指出，實際上，“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城市都是從"市"也就是市場交易中心發展而來的，而中國的大多數城市卻是從"城"也就是"都"（政治中心）發展而來的”。當經營城市實際異化為以利益為主導，在利益先行情況下，政府的服務角色不可避免地被偷換成市場角色。實際上根本算不上市場角色，因為政府掌控資源分配大權，很難想象，政府可以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當土地與地方財政形成親密無間的魚水關系時，惡性循環的結果必將進一步助推房價，經濟的泡沫化現象也必定隨之加重。
經濟學者謝國忠對市場泡沫的論述看似簡單但頗具智慧，“任何提議的改革舉措，如果將增加債務，就應被視為支持泡沫的策略，而非改革經濟的舉措”。但減少債務，實際意味政府應從直接參與的市場中全身而退。
調整利益分配是最難啃的“骨頭”
本書匯集了眾多專家學者和企業家的觀點，卻不是一部泛泛而談的書，各位所論敢于直視重大尖銳的時代命題，也都有各自思謀已久的解決方案，比如財政稅收、城鎮化建設、都市群的發展、養老等問題，所提所議所針對性極強。比如一度深陷“原罪”風波的聯想集團的柳傳志就建議，政府在對市場環境定“規矩”時，“要減少可解釋的空間，在執行中盡量減少人為因素”。讓政策的范圍變得可以觸摸，讓市場中的每一個單元都局限于政策的可控范圍之內，這樣企業才可能集中精力向市場要效益，而不是把精力用在尋找關系資源方面；本書還有一些文章是從宏觀政策高度的睿智發聲，比如吳敬璉就提出了宏觀政策改革和“最小一攬子”改革計劃，即“一個核心目標，四方面配套改革。這個核心目標應當是建立和完善競爭性的市場體系，而四項配套改革則包括財稅體制改革、金融體制改革、社會保障體系建設以及國有經濟改革的正確定位和國有企業的公司化改革”。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經濟持續保持高速增長，過去支撐社會經濟大發展的要素很多，其中“人口紅利”、“資源紅利”等功不可沒。隨著改革步入深入區，原來的那些改革“紅利”開發殆盡，改革將不可避免地觸及傳統既得利益階層。簡而言之，改革就必須改變已成了阻礙社會健康發展的不合常理的利益分配機制。
當改革矛頭觸碰傳統利益分配機制時，必然面臨如何啃下既得利益階層這個“骨頭”的歷史性困惑。那么，我們常說的既得利益階層，在當前社會中到底表現在哪些方面呢？國務院發展中心企業研究所研究員張文魁將既得利益階層具化為：國家機關、國有企業、國有事業單位等，總人數大約8000萬。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與其他社會階層截然不同的是，這個體量龐大的階層幾乎統攬社會優勢資源分配大權，同時由于歷史原因，一些單位的工作效率與所產生的社會效益已無法滿足時代發展需要，已經成為制約改革發展的“洼地”。因此，下一步改革能否見成效，相當程度上就看觸碰傳統和既得利益階層，調整社會利益分配機制的步子邁得有多大了。
“中國特色”原本是沖著“蘇聯模式”來的
如何改革這個擁有資源分配大權的龐大階層，顯然是對改革的最大考驗。毫無疑問，這需要足夠的智慧。即需要找準改革的切入點，從困難最小處著手，因勢利導，盡最大可能降低改革阻力。智慧的凝聚本身需要一個更具包容性的話語平臺，一方面是因應集思廣益、暢所欲言之需，另一方面則是盡可能兼顧到方方面面的利益，盡可能尊重每一個個體利益的訴求。
既是改革，就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勞永逸。一旦開啟，可能問題龐雜，反反復復，卻絕不能因此裹足不前。所以，改革需要時間，需要充分的博弈。這一過程中，可能有許多遠超出我們想象的困難和問題，如果沒有非凡的意志和毅力，沒有對可能的曲折的足夠估計，改革非但難以達成預計效果，甚至還會導致社會負面情緒的飆升。
中國改革到了今天，筆者覺得，秦暉教授有關“中國特色”的那段話應是說最到位的：當年提出“中國特色”是沖著“蘇聯模式”來的，指的是中國應當勇于不同于前蘇聯那一套，并不是說我們不能借鑒他山之石，更不是說自己的任何東西包括弊病都理所當然。改革說到底，就是為了去掉某些“中國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