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托馬斯·皮克迪（Thomas
Piketty）走紅之前，西方世界最炙手可熱的經濟學家當屬保羅·克魯格曼和約瑟夫·斯蒂格利茨，這兩位美國經濟學界領袖人物一直在激烈批評美國乃至全球的日益不平等化，然而他們所利用的統計數據，似乎總缺了點什么。法國人皮克迪則不同，他從學理上揭示了社會差距日益增長大經濟金融根源。
皮克迪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今年4月出版英文版后迅速成為暢銷書，美國媒體對其展開了“轟炸式”報道：克魯德曼連續發表評論，稱這是“最近十年來最重要的經濟著作”；著名經濟學者米拉諾維奇稱此書為“經濟思想的分水嶺”；《紐約時報》稱這本書足以與亞當·斯密和馬克思一較高下。一本左翼立場的經濟學術著作能在美國掀起如此之大的波瀾，足以證明美國是一個“實用主義”的國家。
我國讀者要看《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中文版須等到今年秋天，但知識界關于本書的討論早已鋪天蓋地。
理論框架的好處在于可用簡單術語幫助我們理解復雜的世界，就好像地圖的功能一樣。《二十一世紀資本論》提供了理解世界經濟的簡單框架。皮克迪將世界經濟分成兩個基本要素：資本和勞動力，兩者都被用于生產并分享產出的收益。資本與勞動力的區別在于，資本可買入、賣出、擁有，而且從理論上講可無限累積，勞動力是個人能力的使用，可獲得酬勞，但不能被別人所擁有。皮克迪認為，由于資本回報率總是傾向于高于經濟增長率，所以貧富差距是資本主義固有現象。他由此預測，發達國家貧富差距將會繼續擴大，建議征收全球性財富稅。
1971年生于巴黎北郊克里希市的皮克迪是法國神童，18歲考入巴黎高等師范學院，22歲獲巴黎高等社會科學院和倫敦經濟學院博士學位，而他的博士論文就是以財富分配為主題，此后一直研究財富分配和不平等現象，著有多部研究法國和世界關于財富分配的著作。2005年，時任法國總理的德維爾潘委托34歲的皮克迪創建一所能與倫敦經濟學院抗衡的同類高等院校。次年，他作為創始人出任巴黎經濟學院首任院長，兩年后卸任行政工作，專心從事教學和研究。
在皮克迪所在的法國，對富人征稅經歷了幾個不同的階段。在1914年之前征收所得稅受到了精英們的抵制，只在1914年7月為資助戰爭才舉行了唯一的一次國會投票。但在一戰結束以后的1920年，征收所得稅被同一批共和國精英們投票通過，開始對資本征收60%的稅。何以有如此大的變化？因為蘇聯布爾什維克革命讓法國傳統精英們認識到實行累進稅率比發生布爾什維克革命要好。所以，共產主義制度作為一種不同制度的存在，對資本主義精英們接受社會和稅制改革起了很大作用。但上世紀80年代后柏林墻的倒塌和蘇聯解體也對隨后的金融監管和傳統稅制帶來很大沖擊，特別在一些富裕國家，認為市場作用可解決所有問題的意識形態回歸。2008年的金融危機并沒有完全改變這樣的想法。
盡管皮克迪此書一出，馬上就有保守派分子出來“抹紅”，但此書與馬克思《資本論》沒有任何聯系。這是本歷史書，而馬克思的《資本論》更注重理論和思辨。另外，皮克迪這本書非常好讀——雖然有點長，內容涉及20多個國家兩個多世紀，但并不需要技術知識和專業背景。皮克迪將本書定位為第一本有關收入和資產的歷史著作。關于收入和資產分配很久以來就讓很多人感興趣，這是19世紀的卡爾·馬克思和大衛·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作者)研究的中心問題。目前的問題是：收入和資產的分配在長期增長的經濟下的演變過程是什么？相對來說，對這個問題的數據收集與分析非常有限，這正是皮克迪所做的工作。他試圖從歷史的觀點來回答這個問題，這可以說是這本書最大的新意。
皮克迪并非馬克思主義者，并不試圖推翻資本主義，而是要做資本主義的醫生。從這一點上說，他跟凱恩斯是一樣的。這也是一百多年來主流經濟學界一直致力的事，主流經濟學界從來就不相信什么資本主義，而是認為自由市場經濟并不能完全解決財富分配不平等的問題。所以，通過民主制度實行嚴格的財產征稅制度和所得稅累進稅制，對高收入人群和資本征收高額稅率，從而制約資本主義，有效降低財富不平等現象的藥方也并不新鮮。對資本征收累進稅制是挽救資本主義最好的辦法，但實際上很難行得通。皮克迪設想建立全球統一稅，這倒是站在了世界治理的前沿。有人認為這樣的想法太烏托邦，其實并如此。美國占世界GDP的四分之一，歐盟也是四分之一，中國將近四分之一，三者相加就是世界產值的四分之三，若三方達成共識，從金融上加強合作是可以做到的。現在要做的就是說服民眾和公共輿論，如果對全球化所成果的分配是公平的，我們就必須做到稅務和金融的公開，以避免過度暴富。
皮克迪敦促先向年收入在50萬至100萬美元的人群征收80%的所得稅。這不是在為教育或失業福利籌集資金。恰恰相反，他不希望這項征稅帶來很多國家收入，因為收稅的目的在于“終結這種收入”。同時，向年收入20萬美元的人群征收50%至60%的稅率，以此來改善“貧窮的美國社會狀況”。另外，還須向富人征收高達10%的年財富稅，向一般富裕人群征收高達20%的一次性資產評估稅。他認為，這些征稅都不會拉低國家經濟增長，降低生產力，企業家熱情或是創新動力。
其實，征稅不影響經濟增長。從1930年到1980年，美國持續了50年對年收入超過100萬美元的高收入群體征收82%的所得稅，這不但沒有遏制美國經濟增長，相反1950年到1970年是美國增長最快的時期。里根總統上任后，大幅降低稅收，出現了大批高收入經理人，財富不平等現象達到高峰。可這個時期倒沒有太出色的經濟增長和經濟表現。如果經濟增長乏力，而增長的四分之三都用于支付高收入人群，這就不能不說是嚴重問題了。
皮克迪也批評西方不正視問題的做法。他認為西方總希望為一些社會不公現象尋找替罪羊，中國就是理想的責怪對象，美國有人把金融危機的原因歸結為國際貿易失衡，但國際貿易在美國經濟中所占比例遠低于美國國內經濟和收入所占的份額。從某種意義上講，美國財富分配不平等才是導致經濟和金融系統脆弱的最重要原因。
皮克迪指出高收入者的生產力就較難衡量，且他們的工資到頭來具有“很大程度上的任意性”，所反映出的是一種“意識構想”而非價值。企業“高管”們飆升的薪酬已成日益嚴重的不公現象的來源，而這些高管只能通過運氣或企業管理中的缺陷獲得好處；企業家們對促進經濟發展而言“必不可少”，但他們的成功通常存在污點。有些企業家靠的是“真正的創業努力”，而有些企業家的成功則僅憑運氣或“完全的盜竊”。更讓人擔憂的是，那些財富很快也發展成“極度持久的資本集中”。這是個滾雪球般不斷加劇地不公平現象，因為“有時財產始于盜竊，任意的資本收益很容易會在基礎犯罪中根深蒂固下來。”
看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的趨勢，資本利得遠遠高過工資所得。上班工作賺錢的速度永遠比不上以資本賺錢的速度，金錢越來越集中在少數人手上，貧富差距越來越惡化，皮克迪將此稱為“十足的世襲資本主義”。“在‘世襲資本主義’時代，經濟制高點不是掌握在有才華的個人手中，而是被家族王朝所主宰”，即子女的社會經濟地位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父母的社會經濟地位。這樣的結論，不啻為對“美國夢”的迎頭痛擊。
總體來說，皮克迪的解決方法雖然有理論依據，但在現實中將很難應對來自各利益集團的阻撓，因此實行的可能性非常小。但不管怎么說，他的分析讓我們更好地認識了私有資本及其收益的外部性問題，這也從理論上證明了傳說中的“拼爹資本主義”是真實存在的，而且剖析了其具體的運作方式。能做到這點已不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