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改革開放從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算起，已經進行了35個年頭。35年對中國歷史而言只是一小段時間，但對于中國經濟、社會、政治和文化體制而言，又是前所未有的大轉型時代。這場巨大的轉型絕不僅僅是一場經濟體制從“計劃”到“市場”的變化。從更深一層講，這場轉型意味著中國從一個以農業、農村和農民為主的國家，過渡到一個以工商業、城市和市民為主的國家。想象一個幾千年以來占全人類1/5以上人口的巨型農業社會在30多年內進入現代工業文明和后工業時代，GDP（國內生產總值，以下簡稱GDP）從占世界2%上升到10%以上，中國對于中國自身和世界不僅僅是一個量的變化，更是前所未有的質的變化。這種變化已經產生，也在繼續產生同樣巨大的不確定性。
正如我們習慣用“革命”理解20世紀中國前四分之三個世紀的巨大變革，“改革”是我們理解這場巨大變化的關鍵詞。我們日常所說的改革又有兩層含義：狹義的改革和廣義的改革。狹義的改革，是指對計劃經濟以及一系列管制制度的市場化改革。這種理解已經無法讓我們理解當下改革的真實含義。事實上，在改革開放已經進行了30多年之后的今天，許多改革的階段性成果已經成為改革的負擔，而有限的、不徹底的改革有時會通過制造既得利益而成為真正改革的“敵人”。現在我們很多改革其實已經是以后改革體制為目標的新一輪改革。從歷史上看，從來就沒有“畢其功于一役”的改革，改革永遠是一個不中斷的事業，我們現在的改革也是這樣。
正因如此，我們不僅需要繼續堅持改革，還必須提倡一種廣義上的改革，一種通過主動的國家轉型來應對大轉型帶來的各種問題和挑戰的戰略選擇。為什么我們要堅持這樣的改革？因為中國目前經歷的歷史性轉型規模之巨大，問題之復雜，影響之深遠，在人類歷史上也許都是空前絕后的。例如我們如何處理經濟增長和結構調整的矛盾，如何促進環境和經濟的和諧發展，如何保證社會穩定地轉型，如何確保國內政治的平穩發展，如何處理好中國與世界的關系。隨著中國和外部環境不斷變化，這些復雜的問題還會不斷涌現出來，而我們沒有任何歷史上和外國的先例可以模仿。而且所有這些問題都是體系性和綜合性的，除了國家力量，沒有任何力量可以全面應對。所以說，只要中國未來的前途面臨問題和挑戰，我們就要想方設法、堅定不移地把改革進行下去。
對于學術界而言，中國改革也催生了一種可以稱之為“改革學”的東西。“改革學”既是國內社會科學的主流，也是海外當代“中國學”的核心。對于我自己而言，“改革學”始終貫穿了我的學術研究和時事關切。我一方面試圖從歷史、現實和全球化的維度對中國國家、社會、文化等理論問題展開理論思考；另一方面，努力從改革面臨的各種實際問題和挑戰入手，通過一個學者對社會關切的方式闡述我自己對改革的各種認識和想法。這里收集的評論就是我最新的一些思考。
“改革學”不同于一般的書齋式研究，它的歷史使命是要推動改革進行下去，為中國改革提供知識和智力的支持。所以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在海外，改革的困難和動力都是“改革學”的研究重點。我的學術和評論也非常重視這一課題。基于對中國改革問題的研究和觀察，我認為目前中國最大的風險不是來自改革，而是因為不改革。改革所產生的風險，是可以理性地加以控制和解決的，而對于不改革所產生的風險，任何人也控制不了。我經常說，“不改革，而被改革”，“被改革”就變成革命了。
中國目前不改革的癥結在于改革動力不足。在當前形勢下，我覺得至少有三個重要因素影響著人們的改革動力。首先是權力集中和改革之間的矛盾。中國早期改革的特點是分權，把權力分到地方、企業和社會，讓它們去執行改革。但現在的改革不一樣，需要集權。原因很簡單，如果沒有一定的權力集中，很難克服龐大的既得利益的阻力。同時，改革也需要有人擔當和負責，改革是一種責任制。責任制表明各級主要領導人要把改革責任擔當起來。根據這兩個需要，在中央層面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省一級政府也成立省級改革領導小組，由省委書記來擔任。但集權又會影響改革的執行。從前的改革是分權式的，大家已經習慣了，現在要進行集權式的改革，就覺得不習慣了。很多領導和政府官員因此對改革并不熱心，好像改革不是自己的事情，而是主要領導的事情。一些人的心態是：“反正權力都在你手里，那么你去改革吧！”所以，一定程度的集權化和責任制是改革的前提。
第二，今天的改革與反腐敗同行。改革需要反腐敗。腐敗盛行，政府的合法性就會出現問題。如果社會不信任政府官員，那么政府即使推出最好的改革方案也會無濟于事。不過，客觀地說，反腐敗對改革也有些“負面”影響。各級干部官員中，一些人現在心里不定，擔心自己會出事情。于是，一些干部就采取“靜觀其變”的態度。在反腐敗的同時，各級政府也在建立一些預防腐敗的機制，總體上說就是要“把權力關進籠子里”。因此，一些省份就開始搞權力的“負面清單”，明確規定干部官員不能做什么。但是如果這張“負面清單”過長，領導人就不知道該做什么了。例如，個別省規定，省主要領導人不管財政、人事、項目等等大權。改革當然不能和腐敗等同起來，但在改革過程中不可避免會出現一些常見的腐敗現象。我們對腐敗還沒有科學的界定。如果不對腐敗做科學的規定，那么要各級領導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會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但對腐敗做科學的界定只是一個開始，我們還需要建立一整套相對獨立的司法和紀律檢查體系，法律才能發揮作用。所以，改革的另一個前提是反腐和紀律檢查體系進行改善，讓法律發揮更重要的作用。
第三，“不改革”的風險也來自改革的主體沒有明確。改革的頂層設計由中央來做，但在大部分領域，尤其是地方、企業和社會層面的改革，中央并不是改革的主體。改革的主體是地方、企業和社會。因此，如何發揮地方、企業和社會的積極性是改革實施的關鍵。現在大家在宣講改革。不過，歷史地看，改革不需要做很多宣講，要做很多宣講的改革就很難做好。20世紀80年代農村土地承包制改革、農村自治制度的建立，90年代的國有企業民營化的改革，都沒有什么宣講，地方、企業和社會各方面自己就動起來了。90年代的分稅制改革和中央銀行制度改革等都是集權的改革，照理說這很困難，因為要把財權和金融權從地方集中到中央來。但當時的改革采用有效的策略也成功了，而且也沒有做多少宣講。那么，為什么現在計劃好的改革和改革的主體都動不起來呢？這是需要我們深入思考的問題。可能有人會說，這是因為從前的這些改革主體現在已經演變成為龐大的既得利益群體了。這話說得也對，但既得利益群體的存在并不意味著改革的不可能，八九十年代既得利益群體也是存在的。這是改革的策略問題。所以，現在主要的問題是法律、制度和政策層面都沒有向新利益傾斜。沒有新利益的出現和成長，改革者的權力再大，也不足以克服既得利益的阻力。其實，這些新利益已經初見端倪。未來改革的突破口之一就是讓這些新的力量，例如網絡社會、私營企業和新興中產階層，在國家主導的改革中扮演更為積極活躍的角色。成功的改革需要中央的規劃和引導，也需要社會力量的積極參與和推動。
雖然中國改革的問題錯綜復雜，但對改革者來說，現在最重要的挑戰就是如何盡快把改革運作起來、執行下去，并且能夠使老百姓獲益。從這個角度來說，盡管需要全面改革，但找到突破口更為重要。如果能夠從十八屆三中全會的“60條”中找到少數幾個突破口，進行攻堅戰，那么在短時間內中國的改革格局就會發生根本上的轉變。
這里所收的文章都是我近年對于改革問題的一些新的思考。正如本書主題所示，這些思考涉及中國問題的方方面面，特別是當前改革的困難和未來的路徑選擇。我的核心觀點是：中國現在正站在一個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面前，機不可失、失不再來。中國過去的改革都只是更深層次、更全面的改革的鋪墊，而我們現在真正進入了改革的攻堅期。我不提倡以西方為模式的激進改革，但我更擔心改革因動力不足而陷入僵局。雖然改革困難重重，但我還是主張溫和的庖丁解牛式的改革路徑，通過開放新的空間來改革舊的體制，通過培植新的利益來克服既得利益，通過釋放社會和地方的潛力來化解官僚體制的惰性，通過保護社會來促進社會轉型。這只是我個人這些年通過觀察和思考而形成的一些想法，這次整理出版，意在和讀者共同思考我們所面臨的共同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