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嘉賓尼古拉·彼得森，曾就職于丹麥中央銀行和倫敦摩根大通投資銀行，身為銀行家，他對如何在資本體系中重建信任的問題頗為關注。他的著作《道德經濟》就是他圍繞“倫理對商業的挑戰”的研究心得。該書最近推出了中文版。彼得森認為，在品牌與聲譽的背后，是道德的力量；在多元價值體系中，道德價值標準應成為經濟決策的基礎；道德資本與實物資本、社會資本及智力資本一樣，是獨特的生產資源。
對話嘉賓王世渝，投資銀行家，他在去年出版《中國重組》中提出了“道德重組”的概念，表達對中國資本市場中人文缺失的困惑和反思。
問：這些年已有不少聲音提出要在發展經濟追求數字指標的同時考慮“社會責任”、“綠色”、“可持續發展”等因素，與之相比，您這本《道德經濟》的特色和創新在哪里？
尼古拉·彼得森：我們現行的估值體系和價格體系是分離的，在估值的時候很大程度上只關注價格而不是價值，我們現在的價格體系中沒有很好地表達人自身對于生活的感受。例如，三十多年來中國高度關注GDP增長，將其作為很重要的估值標準，但是相對忽略了考慮環保、國民幸福感等內容，而片面追求GDP的過程，很可能與當地人民的價值是背離的。
據我的調查，在國際上，約有三分之二的并購都是不成功的，雖然基于報表、資產情況來看都是比較好的并購，但是并沒有考慮到并購后雙方供應鏈條上各成員的感受和體驗。并購本身好像是成功的，所以往往在兩三年之后很多并購案都以失敗告終。因為并購估值時沒有考慮到相關環節的體驗和感受。因此，并購時應該更多考慮交易的影響力和可持續性。
此外，經濟問題其實涵蓋了很多領域，例如可持續發展、投資人更多獲利，消費者體驗等等，但是這些環節通常是相互割裂的，沒有針對相關問題提出一個系統的解決方案。基于這樣的現實，我想到了“道德經濟”的概念。《道德經濟》重點研究道德能否將企業、消費者、投資者、員工及其他利益相關者的目標轉移到超越利潤的社會目標上，并使這種轉變成為新型“社會契約”的基礎，從而實現商業利益與社會利益相統一的道德經濟，這樣的經濟發展具有鮮明的時代價值。
問：在您看來，該如何衡量道德經濟的價值？
尼古拉·彼得森：在市場資本主義的體系中，差不多三分之二的價值體現在無形資產上，另外三分之一才是有形資產。可是三分之二的無形資產很難有真實依據。比如蘋果品牌，其在不同的估值體系中得到的估值，從330億美元到1530億美元不等。如何獲得有一個能夠有公眾說服力的標準給此類無形資產估值，始終是一個問題。我認為，無形資產的價值至少應該包括三個層面，一是品牌、二是創新性、三是靈活度（適應性）。其中，真正意義上的企業創新性很難來自于企業內部，而主要是來自于企業外部，所以，企業內部和外部如何合作的問題十分重要。
比如，中國成長迅速的小米公司就體現了創新性在公司價值中的意義。小米要做大眾的廉價智能手機，這一定位使得所有消費者都愿意支持小米，這就是小米在創新性方面體現的價值特質。小米價值的提升和公司利潤提高，不是靠提高產品單價，而是做了一件符合大眾價值觀的事情。這就是我所說的道德價值，即在體現更多大眾價值觀的時候，促成企業的價值提升。
大眾支持小米很多還是基于對小米的信任。小米會拿出銷售收入的10%回饋給消費者和產業鏈條上的成員，這些人會共同幫助小米發展。與蘋果公司相比，小米建立價值的重要基礎是來自于對產業鏈條的尊重。這也是我提出的，道德經濟模型應讓每個人都變成實現估值的一部分，理想的估值是基于公司所有員工、外面所有人對他的估值而組成的。基于公眾感受性、體驗性的總體評估，更能反映公司的長期價值。
所以我認為，在道德經濟的架構下，小米是比蘋果更有價值的公司。這也是為什么小米可以用3年時間，從價值很小的公司變成估值達到數百億的公司的原因。小米公司現在已開始使用這種將道德因素納入估值體系的模型了。
問：我知道王世渝先生曾擔任過北方五環、四川新希望、中體產業、曙光汽車、云天化、海南寰島、國泰股份、遼寧足球俱樂部股份有限公司等上百家企業的改制、重組、上市的財務顧問和主要策劃人。以您十多年來在第一線的實際體驗，您如何理解“道德經濟”？
王世渝：我認為，現在中國的商業環境最缺的就是代表時代潮流的價值觀。中國僅用30多年就成了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我們的經濟體本身還非常脆弱，因為沒有經過300年市場經濟的文明祭奠。我在上一本書《中國重組》的后記部分已提出了道德重組的概念。以借殼上市為例，本來借殼上市是個符合多贏共生的帶有巨大道德色彩的交易模式。問題是一旦操作起來，在我國現有的市場環境就完全不是這么回事了。第一，借殼上市往往會成為內幕交易、操縱股市的重災區，監管部門不得不將其作為重點監管領域；第二，市場的跟風者專門跟風投機于這個市場；第三，大量知情者透露內幕消息，惡意炒作；第四，一些殼公司實際控制人守株待兔，依靠對殼的控制權不進行實質性重組，只是借談判的機會炒股盈利；第五，一些手上有優質資產的機構和個人，拿著資產到處談，借機炒作。第六，防不勝防的投機行為，逼得中國證監會不得不提高了借殼條件，以犧牲市場的靈活性為代價、限制市場有效重組為代價，制定了難以實施的借殼規則。
問：在我國目前資本市場的估值體系中，估值主要依靠財務報表，并未將“道德”因素納入估值范疇，這就很可能導致價值與價格的倒掛，您能在此做個案例分析么？
王世渝：的確有這樣的情況。比如歐洲某國的一家百年老店，有150年的品牌歷史，跨國公司，口碑非常好，旗下有產品15000多種，但是年銷售額卻只有2億歐元，EBITA（稅前利潤）只有300萬歐元。這個公司要出售，報價為1億歐元。從品牌價值來講，包括歷史、知名度、豐富產品，個人覺得僅是品牌價值已不止1億歐元；但從財務角度來講，EBITA才300萬歐元，就算是10倍EBITA，也不過3000萬歐元左右，那按報價1億歐元來買的話就是買貴了。在這里，商業價格和品牌價值就嚴重倒掛了。
在我國有個與此情形相似的上市公司，跟這家歐洲公司的主要產品一樣，大概品種只有幾百個，銷售收入是這家歐洲公司的三分之一，品牌只有15年，知名度不高，每年利潤不過幾千萬。可是在中國資本市場上，這家公司有超過30億元的市場估值。因為金融的杠桿作用，相當于8億元人民幣可買下那個歐洲百年老店，而要買中國這個小品牌卻要30億元人民幣，這也是價值與價格嚴重不匹配的實例。
不過，作為金融業者，我首先會去分析這兩個價值之間的關系究竟如何，看兩者怎么通過資本并購去融合，讓有價值的產品在資本市場得到最好的價值發現。就是用1億歐元買來這個歐洲老店，通過增發放到中國上市公司去，憑借中國的市場、渠道、消費需求。假如這個品牌很快能在中國完成超過原先數倍的銷售收入，再加上中國資本市場給出的市盈率，公司市值將放大數十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