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討論這個話題的時候，時任摩根士丹利亞洲總裁阿萊桑得里R26;莫里森先生說了一段話令我印象很深。他用曾經發生過的淘金浪潮來比喻此時的互聯網浪潮。他說，當年淘金熱的時候，許多人出去淘金，有人成功了，發了大財，大部分人卻一無所獲，還虧了本錢，但是淘金浪潮帶動了生產淘金工具的行業，不管有多少人淘金成功，生產淘金工具的人總是能獲利的。他認為，在互聯網的大潮中，電信運營商的角色就像淘金浪潮中生產淘金工具的人。我們的職責是提供足夠的基礎網絡，從經營基礎網絡中獲取收益。那時候，還沒有“電信網絡是管道”的說法，他的一番觀點倒與今天的“管道論”有點相似。
我們也都同意，不管互聯網泡沫會如何結局，我們只要踏踏實實地做好自身的工作，按照市場的需要，努力提供基礎網絡服務，一定會得到資本市場的認可。
中國聯通制訂了具體的上市方案、開展盡職調查、進行全面的資產評估。根據當時中國聯通的融資計劃和資本市場的實際情況，中國移動選擇以紅籌股的方式在香港交易所上市，并且以存托憑證（American
Depositary Receipt，ADR）的方式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
在香港股票市場上，把公司經營的主要業務在內地，且大部分股東權益也在內地，但公司在香港注冊并且在香港上市的股票，稱為紅籌股。
為了擴大投資者的范圍，中國聯通希望同時在美國上市，因此選擇了美國存托憑證的方式。美國存托憑證是指外國的上市公司為了使其股票在美國流通，將一定數額的股票委托某受托銀行保管，由受托銀行在美國發行代表該股份的存托憑證，并在證券交易所交易。
為了使初次上市發行成功，需要通過招股說明書，通過召開招股說明會和去各地路演等各種方式來介紹自己，用當時流行的話來說，就是要會講故事。那時候中國聯通還處于發展初期，無論用戶規模和收入規模都不是很大，但是市場上對移動通信的需求已經開始爆發。我們講的故事，就是移動通信大發展的故事。我們要告訴投資者，中國聯通已經具備了各種條件，正蓄勢待發，如果投入必要的資金，一定能實現快速發展。
2000年5月，我們分兩個組分別去亞洲、歐洲和美國的一些城市路演，路演中，機構投資者最關心的是移動通信的發展前景。那時候，手機的價格還比較高，使用費用也高，投資者想知道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的移動通信市場究竟會有多大。
摩根士丹利安排在芝加哥的希爾斯大廈舉行一場會議，邀請了當地的主要基金參加。希爾斯大廈是芝加哥有名的景點，大廈的高度是442米，在1974年落成時曾是世界上最高的大樓。不過，像路演中到過的每一個地方一樣，我們只是在大廈內匆匆忙忙地開了會，看到的只有大堂、電梯和會議室，連登上大廈頂層俯瞰芝加哥城市景色的時間都沒有。雖然希爾斯大廈沒有給我們留下特別的印象，但是希爾斯大廈里舉行的那次會議卻給我們留下了特別的印象。
在這次會議上，有一位基金經理拿出了一張公開發布的“1999年中國職工平均工資統計表”，給我們算了一筆賬。他說，按照統計表上的數據，1999年全國職工的平均工資是8
346元，各省的工資水平有差別，廣東是12 245元，河北是
7
022元。他又說，當時一個移動電話用戶每月平均需支付的費用超過100元。按照平均水平計算，不包括購買手機的費用，手?使用者平均需要花費14%的收入才能支付手機通話費，在這種情況下，有多少人用得起手機呢？
這個問題是我們在路演中碰到的最難的問題之一。我們堅信，手機的需求正在快速增長，我們也堅信今后大部分人都會使用手機，但是，如何來說服投資者呢？
我是這樣解釋的，第一，職工的平均工資水平每年都在增長，1990年是2 140元，1995年達到5 500元，2000年肯定會超過9
000元。第二，移動電話的資費隨著規模的擴大也會下降，90年代初，每人每月的平均花費是300多元，現在已經降到100多元了。第三，你如有機會看看我們營業廳門庭若市的情況，就能理解我們提出的發展目標并不高。
后來的事實證明，移動電話需求的增長遠遠超出我們那時候的預計。
在路演的過程中，承銷商每天都會向我們通報招股的進展情況，認購非常踴躍，我們的心里也越來越踏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