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4年，英國哲學家、經濟學家伯納德·曼德維爾在其備受爭議的《蜜蜂的寓言》中，就作出了后來被亞當·斯密和哈耶克發揚光大的斷言，個人自利會實現高度合作，從而創造社會福利，保障公共利益。曼德維爾還認為，脫離個人自利的道德主張，會造就一個虛偽的社會，市場繁榮也將無法實現。自此起，資本主義最好的一面就一直被比作蜜蜂，勤奮的創造者，會自發形成有效的合作秩序，是最好的市場。
300年的資本主義發展史，足以證明曼德維爾的遠見。資本主義激勵著投資者的投資、企業家的聚集和創造者的創造，還將促成更多消費，市場會自動推進，不斷提高，創造滿足人愿望和需求的更好方式。為了達成這項需求，資本主義創造了現代教育，促成了文化交流，并一代又一代的傳遞企業家精神。為了降低交易成本和不確定性，資本主義通常情況下還會促成法治，強調制度的有效性和正確性。資本主義還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褒獎知識和技術創造。
以上描述，是一種簡化敘述。資本主義的發展，具有不規律性和多層次的復雜性，在發展到金融資本主義階段，未來的價值成為具體數字，知識乃至于一切價值被數字化、財產化，這樣也均是為了更好的推動投資。這就帶來了兩大問題，一是秩序與發展的脆弱性，二是現存價值與價值代表物之間不穩定的關系，行為主體有動力去參與掠奪行為或搭便車，二者相互關聯。
英國著名的智庫專家、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倫敦大學和墨爾本大學的客座教授杰夫·摩根，曾擔任英國兩任前首相托尼·布萊爾和戈登·布朗的政策顧問。在他看來，資本主義具有雙重性，即具有蜜蜂（創造者）角色的同時，也經常扮演蝗蟲（掠奪者）的角色。杰夫·摩根解釋指出，掠奪者并非僅僅是經濟學家通常所稱的壟斷行為，更可以泛指將帶來租金（不平等權力的結果）的行為。這種雙重性，常常同時出現在某一市場行為，比如某些企業家創造了新的價值，但也具有掠奪性，包括侵吞他人專利，濫用市場優勢打壓供應鏈伙伴和員工。而那些憑借股份的食利者，是很明顯的搭便車的例子，與19世紀及更早以前的資本主義倫理性（推崇生產性和辛勤耕作）也格格不入。
杰夫·摩根在其所著的《蝗蟲與蜜蜂：未來資本主義的掠奪者與創造者》一書中對資本主義的掠奪性給予了梳理與批評。金融資本主義階段的投資、資本收益，通常是以正態分布的失衡形式來發配的，絕大多數參與者、貢獻者收之甚少，很少的一部分人則獲得幾乎是魔術般的回報。而從能源、資源消耗的角度來看，少數人占據較多的消耗份額，更多人消耗更少，卻需承擔同樣甚至更多的環境破壞代價。杰夫·摩根還指出，現代工業和金融資本的運作方式，以其復雜性還侵蝕了人們思考和判斷的能力，鼓勵沉迷和短視行為，這方面最典型的例證即為次貸危機，最終影響到人的幸福感和生活質量。
杰夫·摩根認為，資本主義是一種動態的體制模式——在20世紀后期至21世紀初，掠奪性逐漸壓倒了之前的創造性，獎勵了那些索取者和掠奪者，在法律范圍之內通過不對等的壓榨崛起價值而非創造價值——他希望今天的人們能夠進行再一次調整，讓“蜜蜂”勝過“蝗蟲”，并以此解決擺在當代世界面前的資源危機、環境危機、貿易危機和精神緊張。他在書中回顧了資本主義上升期（近代歷史階段）若干個版本的烏托邦思想，指出烏托邦無法成為現實就在于承諾得過多，而做得太少。在他看來，資本主義經濟形態、社會及技術發展到盡頭，也孕育出可以推動下一次重大調整的機制條件，包括生態壓力、資源壓力、重建道德秩序的愿望、擺脫現有利益分配方式的群體愿望。
《蝗蟲與蜜蜂：未來資本主義的掠奪者與創造者》第8章解釋了一種普遍的假設，即資本主義趨于更好未來所發生的調整，將與更多更好的技術應用相聯系。技術創新及應用具有兩面性，既有改善資源配備、增加社會總福利的創新及應用，也有造成更大污染、破壞秩序、侵犯他人權益的技術。但值得注意的是，技術演化和創新的趨勢越來越趨向于合作完成，公共資金投入驅動的基礎項目，以及借助互聯網等協作平臺而實現的合作項目占到的比重越來越大，為技術進步成果的享有從掠奪性轉向創造性提供了可能。作者在第9章中進一步指出，新的經濟將成為“健康、看護和關系經濟”，這不僅將提高人的生命和生活質量，而且也將塑造可循環的經濟，會有大量的非營利組織參與志愿服務，而這些組織的貢獻也將科學的計入社會價值和社會發展的衡量體系，意味著蜜蜂的重新勝出。
（作者授權，經濟參考網獨家刊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