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后，法德兩國實現了歷史性的和解。這兩個歐洲大國發起的煤鋼共同體，促使經濟上實現了融合。煤炭和鋼鐵是工業社會運行，更是戰爭機器發動的關鍵，實現這兩種戰略物資生產流通的聯合，就事實上掃除了聯合各國彼此開戰的基礎，歐洲團結聯合至此成為可能。從煤鋼共同體，到歐洲共同體，在蘇東劇變后，又升級為歐盟，陸續接納了一大批東歐和中歐國家，后來又誕生了歐元。21世紀的頭十年，歐洲團結聯合的前景似乎無限光明，文藝青年、創業家、政客都在大談可能的歐洲共和國。
而今看來，十幾年前、幾年前的愿景，有些盲目樂觀了。歐債危機揭破了歐洲大國之間、“新歐洲”與“舊歐洲”之間、財政紀律嚴明的北歐西歐國家與管理混亂的南歐國家之間的巨大矛盾，各國的福利政策也陷入難以為繼的困境。在經濟蕭條和社會動蕩的背景下，歐洲許多國家的民粹主義再度抬頭，排外盛行。盡管德國的默克爾，以及法國的薩科奇、奧朗德努力維系歐盟的團結，但仍需顧及國內選民對巨額援助希臘等“失敗國家”的強烈反感情緒，還得分心去應付一直就對歐洲大陸若即若離的英國。
歐洲為何會走到一個內部矛盾重重的境地？歐洲以及美國的政治家、政治和歷史學家、經濟學家都在思考。人們意識到，生前有“知識分子中的知識分子”美譽、曾執教于劍橋大學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等世界名校的已故歷史學家托尼·朱特（1948-2010）極富遠見。
托尼·朱特2005年出版巨著《戰后歐洲史》，全面展現了整個歐洲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歷史面貌，刻畫了歐洲二戰后卸下曾經的霸權王冠，變成普通國家、普通大陸，走出戰爭創傷重新建設家園與秩序的歷程。而在此后出版的小書《論歐洲》中，托尼·朱特更是簡明而深入的闡述了歐洲聯合的內生障礙和隱患，指出冷戰結束后激越推進的北約、歐盟東擴，塑造了虛假的“（大）歐洲”理念，忽略復雜的政治、社會、文化和經濟矛盾，擴張越快，隱患越多。按照托尼·朱特的觀點，歐洲應放緩由各國政治家和銀行家推動的擴張，以及形式上的密切聯合，在制度建設和社會融合上發力，才能為歐洲團結聯合掃平障礙。
《論歐洲》一書受到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歐洲議會議長舒爾茨及歷史學家弗朗西斯·福山、尼爾·弗格森的高度評價。這本書的觀點對于東亞和東南亞（中日韓+東盟）的團結聯合，以及南美、非洲跨國家合作也同樣具有啟發意義。
托尼·朱特在書中首先指出，人們通常對法德聯合發起煤鋼共同體，成為歐洲融合團結起點一說深信不疑。但實際上，早在19世紀，就曾出現過多個版本的歐洲聯合觀點，而在一戰后，法德兩國也曾建立過類似的貿易聯盟。事實上，煤鋼共同體建立后，法國在推進歐洲一體化進程中還出現過多次搖擺，最終是因為法國的經濟實力衰落，需要更多方面借助德國支持。而歐洲一體化中的共同農業政策，出臺的背景也在于討好選民，沒有從經濟融合和貿易市場統一的角度作出考量。這些都意味著，歐洲國家之間的經濟力量對比發生較大的變化，就會觸動一體化關系中的機制安排，部分國家會開始想辦法拒絕承擔過多義務。
從煤鋼共同體到歐盟，也回避了歐洲不同區域極大的政治、社會和文化差異。托尼·朱特指出，歐洲人長期以來共有并將之聯系起來的紐帶之一，恰恰是分裂意識，既有民族、族群之間的界限意識，也有信仰、政治意識形態和文化觀點差異造就的更大裂痕。一戰后和冷戰后，很多政治家都期望能夠擺脫各個國家、各個族群之間的仇視，但事與愿違的是，“富歐洲”與“窮歐洲”的事實存在，以及多民族國家在資源分配和宗教信仰、民族觀念融合方面的敗筆，相反激化了“戰斗意識”。托尼·朱特在《戰后歐洲史》書中還曾談到，二戰結束后，西歐、南歐和中歐許多國家都加入了北約陣營，為了對抗蘇東陣營，沒有對納粹法西斯進行徹底清算，也相當程度上回避了民族、宗教等敏感問題的討論，將相當多的矛盾遺留了下來。
并且，無論是二戰后蘇聯在東歐國家所做的產業規劃，還是同期借助馬歇爾計劃而實現的歐洲重建，產業結構都存在重大缺陷，即服從和服務于美蘇兩強的經濟需要，這是導致歐洲許多國家經濟發展活力不振，缺乏后勁的根本原因。很顯然，歐洲融合必然要付出更大的成本。更為棘手的是，這將讓包括法國、德國在內的歐洲國家，在人口老齡化背景下，無法長期支撐福利國家的負擔，反過來必然要走到本土居民排斥外來移民、反對人員跨國界自由流動的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