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物業稅10年內都不會開增。這句話說有道理，也有道理；說沒道理，也沒道理。
如果房價得到平穩發展，理性回落，那么，物業稅的出臺就不會那么急迫。中央政府會在統一各方利益的前提下，權衡物業稅出臺的時間，甚至10年后才出臺也不是不可能。可如今，房價又撒歡似的漲，在中央政府一系列政策措施失效的情況下，恐怕會不得不快速出臺其它政策以抑制房價上漲。
2009年5月25日，國務院通過并對外正式公布《關于2009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工作的意見》，其中財政部、稅務總局、發展改革委、住房城鄉建設部負責深化房地產稅制改革，研究開征物業稅。那么，是誰逼著中央政府出臺物業稅？我看是瘋狂上漲的房價以及又開始瘋狂的房地產商。
很多年前，我在南非開普敦旅游攝影時，看到桌山周圍海邊以及前往好望角的沿途有許多漂亮的英式別墅。我向導游詢問：這些別墅都是什么人在住？導游說，原來別墅的主人早已退出，而現在的主人大都是世界各地的富翁和明星。我又問為什么？導游說因為南非政府為了吸引世界各地的人來南非旅游，特別是名人們能在南非停留，就設計了征收別墅特別物業稅。我這才明白，這是南非政府在通過征收物業稅來騰籠換鳥，物業稅的厲害可見一斑。
中國政府正考慮開征物業稅，顯然，這是治理中國房地產泡沫頑癥的一劑良藥。有利于抑制投資需求，增加持有成本，有利于實現房價的平穩發展。
這幾年，中國的房價翻番上漲，高處不勝寒的房價讓普通老百姓望房興嘆，房市出現大量泡沫，泡沫越來越多，一旦破裂，即使不會出現美國的次貸危機，但也會對中國經濟造成致命創傷。中國政府開始通過打出加息、提高二套首付比例等重型組合拳，抑制中國房價的快速上漲，以實現中國房價的理性回落。但2008年，金融危機肆虐，中國經濟也受牽連，如果此時再實施財政貨幣緊縮政策，中國經濟有可能陷入衰退的困境。由此，中國政府陷入兩難境地，如果繼續開降溫藥，傷經濟；若開“加溫藥”，傷民。
魚和熊掌不能兼得，從大局出發，政府不得不實施寬松的貨幣政策。雖然本意不是為給房地產商撐保護傘，但不反對其實就是支持，何況很多政策如降息、刺激消費等政策，還是無意中為房地產提供了活下來甚至繼續保持高房價的空間。事實上，中央政府無奈地被地方政府和房地產商綁架了，在中央政府的陽光政策下，房價又開始燦爛起來。
之前，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政策就沒有擠干房市里的泡沫。2008年，房價雖然有所下降，但多是不溫不火，與蟄伏無異，如今借著政府的調控東風，又有了抬頭的跡象，沒被擠干的泡沫又開始迅速膨脹。可是，此時政府不能下猛藥，下狠了，其他經濟領域也受波及，恐怕中國經濟恢復的嫩芽還來不及變綠，就變黃了，是得不償失。
于是，開征物業稅，是針對性較強的調控政策，是只對房產的“過熱癥”開的藥方，不會對其他經濟領域產生太大影響。開征物業稅將會增加囤房捂盤者的持房成本，炒房者不得不通過降價售房。同時，開征物業稅，也會促使開放商開放更多中小戶型，這符合普通購買者的購買力，有利于平衡市場供求關系。而且，不管物業稅最后以何種形式、什么樣的條文出臺，“基本自住需求者不征稅，超過居住標準才課稅”已是共識，老百姓不會受到影響。
如此看來，物業稅只能利民生，而不會傷民生。現在開征物業稅，雖然不是必然中的必然，實施的條件也不夠成熟。不過，從長遠看，開征物業稅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但是如果房價持續虛高，中央政府近期快速推出物業稅也不是不可能。
要民生還是要GDP
《中國企業家》刊登了一篇名為《出租車司機的“房價論》”的文章，其中的故事值得我們反思：
“房價肯定是降不下來的。地價這么高，房價能降下來嗎?為什么地價這么高?是因為地王啊。為什么有地王?是因為政府希望多賣些錢啊。”他說。
“你覺得地王合理嗎?”我問。
“存在就是合理的嘛。政府跟開發商穿一條褲子。要發展經濟，得靠房地產。為什么必須得靠房地產?是因為我們的產業結構不合理，除了房地產再找不到像樣的產業了。”
“樓市會崩盤嗎?”
“不會。等這陣風過去了，樓價還會漲。這會政府打壓，等一放開，又會供不應求。不一直都是這樣的嗎?再說，政府敢讓開發商破產嗎?不敢。為什么?因為房地產綁架了銀行，開發商的錢都是跟銀行借的。開發商要是破產，銀行就完了。”
可見，房產是多熱的話題，連一名普通的出租車司機，也能說出個八九不離十。每個人都是經濟學家，每個人似乎都能一竿子看到底。這個復雜而又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社會，總會培養出一些理念和情緒。比如，對房產高價頭頭是道的分析，對當前狀況的不滿與厭惡，以及對“調了又高，高了又調，調了還高”的失望。
期待是一種力量，一旦沒有期待，人們可能會以負面的形式表現他們的不滿，這就是心理學上的羅森塔爾效應。
中國的GDP主義，已經成為較為嚴重并流行的官場學問。作為國際通用的衡量經濟發展水平的指標，GDP的增長，固然能給我們種種實惠——國民經濟增長水平提高，政府稅收增加，社會保障水平提高，人民的生活更加富足。
但是，如果過分偏重GDP，就有可能過猶不及。我國目前的體制仍然是競技制的，力爭趕超英美，GDP成為地方政府面臨的第一道也最重要的考核壓力。GDP越高，就說明他們越有政績，他們越有面子，則很有可能在仕途上一帆風順。如果GDP垂頭喪氣，他們可能會很自然地被貼上“能力差”的標簽，他們可能就會在仕途上止步不前。
同時，由于官員任職具有暫時性和流動性，對官員考核也是非延續性的，官員到哪個山頭唱什么歌，考核政策也緊緊跟隨，至于官員在調任之前的業績，幾乎可以忽略不計，這使得不少地方官員產生了“火一把就走”的想法。因而，安居樂業這個歷史久遠的長期工程相比，他們更在乎他們任時GDP數字是否更好看。
除了單純的GDP考核，不少官員對“面子工程”相當關注。面子工程，顧名思義就是在面上的，能夠讓官員長臉的工程。現在的面子工程不在乎集中于拔地而起的建筑物，哪個地方的樓高，廣場大，商業區裝修得“金碧輝煌”，官員的面子工程就越漂亮。
無論是增加GDP，還是興建“面子工程”，都需要錢，而且短期內大量需要。哪里才是地方財政的錢袋子呢？中國“富中央，窮地方”的格局，決定了向中央要錢不現實。大力發展制造業和第三產業？不行，地方政府的財務進賬要“只爭朝夕”，不管是制造業還是第三產業，都見效太慢。緊趕慢趕把攤子鋪下了，效益剛露尖尖角，就要調任了，為下屆作嫁衣裳了。
與制造業和第三產業相比，房地產有著得天獨厚的“短，平，快”優勢。買一塊地，就有幾個億、十幾億甚至幾十億的收入。除了土地出讓金，還有一大筆房地產稅收。多征幾塊地，多蓋幾座樓，輕輕松松，就能改變GDP晴雨表，其他產業有再大的能量恐怕也沒有房地產這樣的大手筆。
如果中央動真格的，房地產商沒有活路，政府的土地收入“水落船低”，GDP增長的如來神筆沒了，“面子工程”也不敢大張旗鼓地做了，當地政府當然一萬個不樂意。
從長遠看，當地政府“一葉障目式”的GDP主義，同樣會損害當地經濟。高房價固然可以催生當地的土地換成更多的真金白銀，但是，對房地產的過度依賴，導致房地產“一業獨大”，破壞了當地的可持續發展力。一旦有一天政府無地可賣了，又該給老百姓一個怎樣的經濟局面？
要民生，還是要GDP？這是一場事關政治、利益的博弈。畢竟，樓市的事，只有錢說了還不算，調控到底還是有幾把刷子的。
情形看起來很麻煩，似乎無論怎么做，都不會出現多贏的局面，房價問題已從經濟問題轉變為各方利益盤根錯節的政治問題。
房價高的根源不外乎供求不平衡與地價高。單方面控制供方過熱與壓制需方的購買意愿，治標不治本，政府宜在供給上下功夫。政府主導的保障房建設即是證明。不過這幾年，保障房的勢頭又有減弱的趨勢，令人堪憂保障房到底能走多遠？
市場中引入的競爭因素，小產權房。只要相應的法律制度措施完善，物美價廉的小產權房會在房地產市場引起鯰魚效應，既能增加住房供給，又能增加農民收入，何樂而不為？
此外，土地財政以及引起政府瘋狂追求土地財政的GDP主義也需改弦更張。
年輕人一定要買房嗎？
對于有購房能力的年輕人，買房無可厚非，我們鼓勵他們買房，一來“安居才能樂業”，為創造和諧穩定的生活打下良好的物質基礎；二來可以刺激房產經濟的發展，促進房地產業的繁榮。
對于沒有購房能力的年輕人，則建議不要買房。沒有購房能力，卻“打腫臉充胖子”，霸王硬上弓，會帶來很多負面效應：
首先，沒有購房能力的年輕人購房，是一人購房多人“受刑”。沒有那個金剛鉆，還想攬瓷器活，自然要借助外力。為了湊房款，他們四處“搜刮民脂民膏”，不但父母的存款被系數“搶”走，其他親朋好友也被擾得雞犬不寧，原本和諧穩定的正常生活完全被打亂了。
其次，購房使購房者背上沉重的債務負擔。還來不及享受家的溫馨，就頂著房奴的帽子，卷入無休無止的“錙銖必較”的省錢大運動中。然而，即使節衣縮食、一分錢分成兩半花、發揚愚公精神，也難移債務大山。
最后，房子成為購房者生活和事業的雙重絆腳石。一旦購房，購房者的生活重心發生戰略轉移，從享受生活、提升自我轉移到首付、按揭，一切以“首付、按揭”為中心。大部分工資都用來支付債務，購房者既沒有更多的財力、物力提高生活品味、拓展生活空間，也沒有足夠的魄力和勇氣改變當前的工作現狀，如跳槽、創業等。這是因為，每月的按揭需要購房者有一個穩定的收入曲線，倘若收入曲線出現斷裂或者陡然下降，他們的按揭還款就打水漂了。
根據馬斯洛需要層次理論，人的需要是呈階梯性的，從低到高依次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五類，只有低層次的需要得到滿足，才有可能滿足更高層次的需求。“住”作為人的生理需求，屬于最基本的需求，所以，住房是實現安全、社交、尊重、自我實現等更高層次需要的重要資本，這與我們前面所講的“安居才能樂業”異曲同工。但是，很多年輕人出現認知誤區，把住房片面理解為買房，沒有購買能力也要硬著頭皮買，最終導致種種不良后果的出現。而事實上，租房一樣可以滿足“住”這一生理需求，并解放了房奴，使他們可以放開手腳向更高的需求層次邁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