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上演之前，寬客（金融工程師Quant
的音譯）被稱為“金融宇航員”，是明星級的大人物，擁有無限的榮耀和財富。他（她）們根據量化模型理論，設計出紛繁復雜的數據模型，在超級計算機的幫助下實現最精確的數據分析。他（她）們還創造并推廣了信用違約互換”、“合成擔保債務憑證”等金融衍生品。
《華爾街日報》資深記者斯科特·帕特森曾在《寬客：華爾街頂級數量金融大師的另類人生》一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7月出版）描繪指出，寬客們并不在意巴菲特對金融衍生品是“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警告，也不關心彼得·林奇的投資方法，對于納西姆·塔勒布提出的“黑天鵝”風險更是嗤之以鼻。批評者在他（她）們眼中純屬老古董。
重要的是華爾街更青睞寬客，而不是穩定而古板到討厭的巴菲特。寬客擅長將深奧的數學結構引入金融，華爾街熱衷將自己也看不懂的衍生品業務承銷給客戶，雙方都深信市場足夠有效；當然，區別也是非常明顯的，后者認為量化模型可以有效的祛除不確定性，金融天生厭惡風險，而前者更愿意將他們的工作定義為一場賭博或者游戲，他（她）們太聰明了，擅長勝算、循環心智博弈，還有虛張聲勢。這看起來是一個完美的組合，量化模型一般情況下有效，即便出現意料之外的風險，足夠聰明的寬客們可以輕松應對。
200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證明上述組合不僅不完美，而且相當危險。這也使得更多人加入到對量化模型及其理論的質疑之中。一種頗為犀利的質疑是，來自商學院的金融理論專家們通常并沒有具體的從業經驗，其深信不疑的量化模型理論只是純粹的理論產物，長期以來拒絕經受實踐的驗證，這是法學院和醫學院等高校其他院系不可能出現的現象。也有人批評指出，復雜理論和模型只是一種高明的借口，借以逃脫魯莽行為所應擔負的責任。
全球頂級金融專家、西班牙艾薩德商學院教授帕布羅·特里亞納所著的《教鳥兒飛行：量化模型是否會摧毀金融市場》一書，對基于量化模型有效性的金融理論發表了最為嚴厲的批評。帕布羅·特里亞納所說的“鳥兒”是指投資者，而“鳥學家”顯然就是金融理論家，后者根據一些鳥兒飛行的數據產生一個量化模型，要求前者遵照執行。“教鳥兒飛行”做法顯而易見是荒謬的。
金融理論和量化模型的提出，應歸結為投資者對不確定感的厭惡，希望獲得盡可能多的精確性和確實感。帕布羅·特里亞納就指出，人們渴求具體的指導方針，需要各種附屬性的具體指標，追求有秩序的環境，由此帶來了金融經濟學和金融數學的若干成果。但正如麻省理工學院斯隆商學院教授、金融計量經濟學家安德魯·羅所指出的，“在自然科學領域，3條規律可以解釋99%的宇宙行為，但在金融領域，99條規律最多只能解釋3%的行為”。遺憾的是，包括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那樣的大人物，是在2008年金融危機發生后才接受金融規律有限性的事實。
發明金融理論和量化模型是為了降低不確定性（感），但“市場是一組極為出人意料、具有極大影響力的事件所呈現出的一種規律性再現的歷史趨勢的領域”，很難避免預測和建模的顯著誤差。帕布羅·特里亞納強調，納西姆·塔勒布所說的黑天鵝事件并不是金融經濟學家和數學家所謂的“百年一遇”、無法預測、可以忽略不計，恰恰相反，金融市場從來就是由各種不可預測的分水嶺現象所構成的。“在金融市場中正態分布根本就不管用，而極端概率事件的實際存在是絕對不可忽視的。”
量化模型的實質是，基于以前的市場參與者過去的行為來預測當前金融參與者的未來行為。盡管經濟學家會強調市場行為的趨同性和規律性，帕布羅·特里亞納打了一個比方來駁斥這種邏輯：喬治·貝斯特在1960年代的曼聯隊的進球紀錄，并不能幫助人們在今天預測韋恩·魯尼的得分能力。并且，使用歷史數據還將遇到一個無法越過的障礙，“我們怎能確信所選擇的歷史期間能夠涵蓋所有可能在預測期間發生的事件呢”？
任何人及任何理論都無法扮演市場的上帝，“市場是不能被數理所馴化的，如果執意要這么做，我們可能會走向毀滅”。書中詳細回顧了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以及之前的互聯網泡沫、長期資本管理公司引發的危機，剖解了金融危機之前曾在市場上大行其道的BSM模型；歸納提出，因為撇開了量化模型所不能測量的問題，嚴重低估了黑天鵝事件的真是概率，所以“在線價值不僅無法測量、預防或者預測巨大的風險，反而有助于風險的發生”。
《教鳥兒飛行：量化模型是否會摧毀金融市場》這本書無意全盤否定金融理論與量化模型。書作者希望人們認識到金融理論、量化模型的局限性，重新重視常識和“街頭智慧”，從而讓金融市場擺脫技術性、量化金融專業一家獨大的統治。這個世界上，價格是由情緒、供應和需求決定的，技術可以幫助人們認識并加快信息傳遞速度，但至少在目前，還不能作出精準的預測。理論和模型需要服從于直覺，而不是相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