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如何定位和描述現代世界的科學?其中一個特征是，自科學革命和殖民時代以來，西方科學傳統維持甚至擴大了自己的優勢地位。的確，在多數地區，西方科學等同于“科學”，與此同時，其他科學傳統被邊緣化或者徹底消失。但是，隨著新的科學中心在東亞、南亞和拉丁美洲興起，西方科學也越來越不那么“西方”（即歐洲和北美）了。
科學已經成為一股全球性力量，幾乎波及所有人類社會。在全球教育機構的課程中，科學占據了重要部分。政治家和普通人都密切關注本國學生的科學水平，為自己國家的科學成就驕傲。數以百萬計、各門各類學科的科學家被世界各國雇用。關于科學的大眾和專業書籍被廣泛銷售，成千上萬的科學期刊、報紙、流行雜志和網站向全球讀者介紹最新的科學發現。此外，科幻小說也是常見的娛樂類型。
本書涉及的許多問題，至今仍非常重要。中世紀大學的直系后裔仍是科學研究和科學教育的中心，并擴展到了全球。科學在現代課程中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勝過了在中世紀歐洲課程中的作用。西方和伊斯蘭世界的關系已經逆轉，如今的伊斯蘭社會不管愿意與否，都必須接受其他文化發展起來的科學。在西方傳統中工作的穆斯林，比如1979年的諾貝爾獎獲得者、物理學家阿卜杜勒?薩拉姆（AbdusSalam，1926—1996），獲得了一些重要科學成果，并意義深遠地形成了一批在西方大學和其他科研機構工作的群體。但是，伊斯蘭世界自身尚未出現科學巨匠。
雖然耶穌會科學的偉大時代已經過去，宗教團體不再是科學界的創造性力量，但利瑪竇、珂雪等耶穌會士努力想克服的宗教與科學關系問題，仍是現代社會的重要問題。如同耶穌會面臨著日心說的挑戰一樣，今天，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等全球宗教信仰普遍面臨一種明顯的矛盾處境:宗教經文中上帝創世的敘事，跟達爾文的自然選擇進化論、現代宇宙論存在沖突。今天，西方科學不再像耶穌會時代那樣被視為西方宗教的“包袱”，但非西方社會仍然面臨接受多少西方文化和科學的問題。那種促使發現奎寧能治愈瘧疾的研究方式還在繼續，那就是當今的“生物勘探”———在自然界尋找藥物，只是研究者不再是宗教團體，而是跨國公司，這些公司的全球機構接近甚至超越了從前的耶穌會。
彼得大帝和德川日本吸納西方科學知識，使之為統治者所用，此后許多國家也遵循這種做法。事實證明，科學在許多方面可跟獨裁統治共存，而“現代化”的獨裁者（比如伊拉克的薩達姆）發現科學家能為他們服務。正如彼得大帝時代一樣，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軍事需要經常都促進了科學發展。
19世紀和20世紀，歐洲勢力采取的是直接殖民統治，這種方式已在非洲大陸和世界上的多數地區徹底消失。但是，全球力量不平衡仍在形塑科學的進程。“第三世界”的科學家和組織倡導科學為全球窮人服務，但成效甚微。前殖民地國家的領袖，比如南非總統姆貝基（1942年出生），經常質疑西方科學，部分是因為它跟殖民主義的聯系。他懷疑科學關于艾滋病起因和治療方式的意見，贊揚傳統非洲醫學，表明了科學的殖民色彩仍在影響其接受者。
在可以預見的未來，科學仍是全球社會至關重要的知識。許多現代社會最重要的問題，從艾滋病到海洋資源減少，只有借助科學的幫助才能解決。我們時代最著名的世界問題之一是“全球變暖”，從名字可知，它不是地區問題，而是全球問題。全球變暖和當代科學都是現代工業文化的產物。但是，科學不僅能從根本上觀測、定義和指出全球變暖問題，也能解決它，如果它的確存在解決辦法的話。
但是，科學有建設的能力，也有毀滅的能力，兩者都在塑造人類的未來。科學既提供了大量廉價的能源和充足的食物，也生產了大量20世紀最可怖的武器——原子彈、氫彈和生物武器實驗室的“人造病菌”。貌似經過深思熟慮和縝密規劃的大規模科學項目，比如非洲殖民地的“花生計劃”，也可能事與愿違，為地球的脆弱生態帶來災難。如同這個世界的未來，科學的未來仍是未知數。但我們可以確定，科學的未來必然建基于它的過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