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有許多值得一看的歷史文化遺跡，每天，成千上萬游客涌進故宮、游覽天壇，驚嘆其壯觀，但這個城市最珍貴也最重要的遺址——北京古觀象臺——卻幾乎無人問津。古觀象臺佇立在明代城墻遺址的東南面，很顯眼，比旁邊車水馬龍的大路高出15米（近50英尺），無數旅游巴士從其旁開過，駛向旁邊的天安門廣場。幾乎沒有一輛巴士停下來，讓游客哪怕瞅一眼這個如今已成為博物館的古觀象臺。這多少令人惋惜。明朝永樂皇帝（1403—1424年在位）把都城從南京遷至北京，為了更符合天子的威儀，北京城開始修整擴建，約20年后的1442年，觀象臺開始動工。天文星象之學對于古代中國非常重要，世人認為，xii皇帝維持著天與地的和諧，因此，觀象臺不僅是觀察天體運行的中心，還是整個國家的要樞，皇帝及其家族借助它維持“天命”。古觀象臺吸引了對傳統中國宇宙論深感興趣的人們，同時，上面那八件巨大的青銅儀器也見證了中西關系史上一段特別的時期。
閱讀本書第二章的讀者會發現，在華耶穌會士在把西方科學傳播到中國上起了關鍵作用，包括輸入了丹麥天文學家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1546—1601）設計使用的非天文望遠鏡系統的天文儀器。雖然布拉赫拒斥哥白尼的日心說，但他是當時最精確的天文觀測者，所用儀器也勝過任何中國天文儀器，盡管之前的1
000多年，中國天文學家已經設計出用于繪制星圖的精密儀器。
的確，據史料記載，中國人觀測日月食這類天文現象可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6世紀，大約在孔子生活的時代，
中國人已擁有觀察天體的詳細資料。到了公元前1世紀，中國人已經設計出原始的渾天儀，用于觀察天體運動和演示天象，并不斷改進。渾天儀是由許多有刻度的金屬圈組成的球狀儀器，據說是古希臘天文學家喜帕恰斯（Hipparchus）于公元前2世紀發明的根據我國學者的觀點，渾天儀是漢代張衡發明的�！凶g注，此后，歐亞大陸和北非地區都把渾天儀當作標準天文儀器，阿拉伯、西歐和中國的天文學家不斷對其進行改良。據記載，1090年，北宋在首都開封建造了一座由水力推動的渾天儀。
幾千年來，中國一直擁有研究星象的傳統，所以一部分學者（當然不是全部）愿意接受耶穌會士傳入的西方天文學。這對于耶穌會和中國科學的發展，都是一個好時機——xiv因為樂于接受西學的人士還包括好幾代皇帝。1669年，康熙皇帝（1662—1722年在位）任命南懷仁神父（1623—1688）主管數學部門，兼管欽天監。當時，歷法對清廷如期舉行許多求祈天地和諧的皇家儀式非常重要。因為職責所在，耶穌會士很快承擔起修訂帝國歷法的重任。身擔重任的南懷仁發現，有必要按照第谷·布拉赫的設計，鑄造六件新的天文儀器。1674年，技藝精湛的中國鑄造工人以青銅鑄造了這些儀器，跟觀象臺上古老的中國儀器放在一起。南懷仁雖然來自比利時弗蘭德，卻精通中文，同年，他以中文撰成十六卷本的《新制靈臺儀象志》，詳細介紹了每件儀器的功能、使用及復制方法。此后的繼任者紀理安（Kilian
Stumpf，1655—1720）、 戴進賢（Ignaz Kgler，1680—1746）、劉松齡（August von
Hallerstein，1703—1774），又先后增添了兩件青銅儀器——地平經緯儀（1715）和璣衡撫辰儀（1744）——湊齊了留存至今的這八件天文儀器。
耶穌會影響中國天文學這一事例，形象地說明了本書的主旨：科技知識傳播是傳播者和接受者之間的一種“對話”——不管是從希臘傳到阿拉伯、從阿拉伯傳到西部拉丁基督教世界（參見本書第一章），還是從西方國家傳到俄國、日本和非洲（參見本書第三章和第四章）。大多數事例表明，思想、科技和設備的傳播并非直接照搬，而是根據本土文化進行改造，以貼合當地實際，容易被接受。甚至在兩種文化地位不對等的時候，比如美洲和非洲這類殖民事例中（參見本書第二章和第四章），在對方傳授科技知識、發揮科學的影響力時，作為接受方的本土文化總能產生影響，使之為我所用。本土文化總能影響科技知識及其力量的給予方式與接納方式，這經常豐富了本土文化，使科技最終成為本土文化的一部分。
歷史的流變向來復雜，科學史尤其如此。把科學史寫成真科學戰勝偽科學的直線更替，那并不符合事實。有鑒于此，本書仔細鑒別，如實陳述，重現了一個復雜而多元的歷史（或者更準確地說，搜集各種不同的故事），并且讓這些看似復雜的故事通俗易懂。本書不僅充分發揚該叢書一貫的優點，而且淺顯易懂，對于喜歡世界史的學生，無論是已經有一定基礎還是剛剛起步（本叢書的編輯也是如此），它都算得上一本有吸引力的讀物，或許有助于他們從全球視野來思考科學及其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