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傳統主導著“自由的國度”，它的捍衛者提倡市場高于國家的理念，因為理性行為人最了解什么對他們更有利。大多數經濟理論都建立于這個假設之上。但是它能成立的必要條件是，這些個體必須具備一些基本要素，即能夠閱讀，寫作和計算。否則他們不能理解市場運作，更無法參與其中。
但是如果仔細觀察教育水平的鑒定結果的話，必須承認的是，在美國有很多文盲存在。而且更令人驚訝的是，即使是在所謂的受教育水平較高的階層中，很多人都沒有掌握基本運算方法和基礎經濟知識。
2002年2月，時值喬治·布什的第一個任期，經濟和政治決策者就指出根本問題在于“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秩序”。時任美聯儲主席的艾倫·格林斯潘也承認，基礎的經濟課程或許可以保護“易受害的消費者”，使其免受具有破壞性的信貸體系的牽連。在之后2007年和2008年的經濟和金融危機中，個體的易受害性和缺乏經濟知識引導的弊端展露無遺。其實這也真實體現了整個美國經濟受挫的狀況。2008年總統通過行政命令成立了金融知識咨詢委員會（Advisory
Council on Financial Literacy）。2009年經過整修的兩個學術機構，達特茅斯學院和沃頓商學院，聯合美國最大智囊團
?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建成了金融知識中心（Financial Literacy
Center）。為了幫助缺乏教育的人，使其能夠做出成熟的經濟決策，這個機構設立了一系列課程。
教育水平下降，收入便會隨之降低。增強教育能提高人的能力，教育的缺乏則起著反向作用。來自社會底層和教育水平低下的家庭的孩子往往輸在了起跑線上，找不到或者很難找到有更好薪資的工作。只有實行切實有效的社會福利政策和教育政策才能幫到他們。
從洗碗工到億萬富翁的幾個人的成功經歷是無法引導大眾的。跟幾乎所有經合組織（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其他成員國一樣，在移民國家美國的社會中也存在著對外來移民的不公待遇。他們常常只能在學校取得超常的學習成績，而在工作中他們的機會十分渺茫。他們往往只能以賺錢糊口為目標。這種情況也同樣適用于現在美國的第二大少數民族——非裔美國人族群的很多成員。在美國，三分之一的白種美國人擁有大學學歷，而十個非裔美國人中只有兩個人、十個拉丁裔美國人中僅有一個人擁有同等學歷。與此對應，他們的平均年收入也偏低：非裔和拉丁裔美國人的年收入大概為32000美元和38000美元，而白種居民的平均年收入卻能達到55000美元。
在經濟不景氣時，教育水平就是能否得到一個工作的關鍵所在：如今十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中只有八個在職，這個就業比例在受教育時間更短的高中畢業人群中下降到三分之二，只受過義務教育的美國人中甚至有一半的人處于失業狀態。從根本上來說，教育水平較差的少數民族成員非裔美國人和拉丁裔美國人比白種美國人失業比例更高。白種美國人的失業率是8%，非裔美國人的失業率是它的兩倍，即16%。拉丁裔美國人的失業率為11%，也明顯高出9%的國家平均失業率。在這些官方數據的統計中，已放棄尋找工作的長期失業者大軍由于無法統計還未被計算進去。
在一個社會福利救助體系十分薄弱的國家，失業就意味著立即陷入貧困。美國在過去的十年中變得貧困了許多。特別是在喬治·布什（小布什）執政時期，美國家庭的平均收入明顯下降。當人們開始關注通貨膨脹和對比往年的購買力指數時，這個趨勢變得尤其突出。2000年至2001年購買力從72339美元跌至67530美元。如果深入平均值數據的表象一窺究竟，問題就變得更加嚴重：由于收入懸殊巨大，只有極少數“中等收入的美國人”；少數的精英在總收入中占據的比例過大，大多數人卻只分配到了極少的份額。衡量一個社會不平等性的標準的基尼指數（Gini-Index）顯示，自1970年代以來，美國人的收入高低懸殊不斷加劇。如今在經合組織（OECD）成員國中只有智利，墨西哥和土耳其此項指數仍高于美國。
誠然，經濟和金融危機已經加劇了國家分裂，但相比之下，財富分配不均影響更甚。如今白種美國人富裕指數高出非裔和伊斯帕尼亞裔居民18至20倍之多。2009年房地產泡沫破裂以后，一個典型的非裔美國人家庭僅擁有5677美元，一個伊斯帕尼亞裔家庭的積蓄為6325美元，而與之大相徑庭的是，一個“白種”美國人家庭卻擁有現金、存款、車輛、房屋及地產、股票、債券和養老金等形式的價值113149美元的財富。此時貧富差距達到了有數據記錄的25年以來的最大值。這些平均值的隱含意義又揭示了更絕望的狀況：三分之一的非裔或伊斯帕尼亞裔美國人，以及15%的白種居民根本沒有財富，他們只有負債。
4600萬美國人正生活在貧困之中。這個數據達到了有記錄的52年以來的最高值。兒童和18歲以下青少年的貧困狀況尤其令人擔憂。在這個據稱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五分之一的未成年人掙扎在貧困線以下。少數民族的社會形勢也極其嚴峻，非裔和伊斯帕尼亞裔美國人的貧困率（27%）幾乎是白種居民（10%）的三倍。被貧困壓迫的拉丁裔美國人的貧困率也在急劇上升，其中兒童就占了600萬人。三分之一的伊斯帕尼亞家庭已經沒有足夠的食物，用模棱兩可的話說，他們正處于“糧食供應不確定”狀態。六分之一的美國人，即將近5000萬人，再也承擔不起醫療保險的費用。他們大多數是少數民族成員：五分之一的非裔美國人和三分之一的拉丁裔美國人沒有醫療保險。
雖然貝拉克·奧巴馬在2010年3月提出的醫療改革引發了激烈爭議，但是在未來，這會有利于緩解社會不平等和貧困。要是醫改方案在法律方面被最高法院駁回，或者在總統辦公室被奧巴馬的某個跟隨者否決了的話，這種苦難或許會更加嚴重。如果數百萬美國人未來再領不到失業救助金的話，貧困線以下人口會再增加三百萬。為此國家還必須為更多的2600萬兒童提供醫療保障。“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的人必須依賴醫療補助，以維持生活。”美國家庭（Families
USA）的負責人羅恩·波拉克說道。他同時指出，人們應該注意到，在華盛頓的政治家仍然企圖縮減補助。面對經濟問題堅持推行市場自由化的經濟學家在美國“震驚數據”系列中又補充了一個數據：沒有政府退休金補助的話，陷入貧困的老年人將是現在的6倍。
19世紀90年代充分展現了經濟措施和社會福利政策能夠發揮的各種影響。在經濟蓬勃發展的1990年到2000年，社會局勢明顯改善，尤其是少數民族群體的生活狀況有了顯著改善。在繁榮的克林頓執政時期，人們想工作就能找到工作。因此總統在1996年發表聲明稱，自1930年來施行的“新條款”（New
Deal）和它代表的國家干預政策時期最終成為過去：大政府時代已經結束(The era of Big Government is
over)。伴隨著“眾所周知，這就是最后的福利”（Ending welfare as we know it）
的口號，在比爾·克林頓的帶領下，國家救濟被削減。
喬治·布什（小布什）領導的共和黨的兩屆任期之后，他看到美國又一次被大規模的社會經濟問題籠罩。在上世紀30年代的經濟和金融危機中，原本不被重視的經濟和金融政策形式的國家干預更加被忽視。但是隨著總統競選者貝拉克·奧巴馬的出現，政治議題煥然一新。
非裔和伊斯帕尼亞裔少數民族選民是支持民主黨派人士奧巴馬的主力軍，他們希望改善極度貧困的經濟狀況。像1992年比爾·克林頓一樣，貝拉克·奧巴馬在2008年也借助緊張的經濟局勢在總統大選中搶占了優勢地位。奧巴馬讓中等收入階層作為經濟政策的敏感話題，并且動員了大批非裔和伊斯帕尼亞裔選民支持他的經濟和社會政策。因此他獲得了95%的非裔選民的選票，同時他也提升了拉丁裔選民對民主黨的支持率。最終他贏得了三分之二的伊斯帕尼亞裔選民的選票，這為他在競爭激烈的聯邦州比如佛羅里達州、新墨西哥州和科羅拉多州取得勝利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
奧巴馬獲勝的訣竅很簡單：他的競選團隊做到了，對執著于同性話題的宗教右翼和共和黨派人士以道德問題進行反駁。這更加順應選民的心意。于是宗教左派（根據天主教的社會教義）把政治基礎運動定義為對抗貧困、教育、醫療保險和老齡化等道德議題。奧巴馬總統之后也接手了部分解決貧困問題的重任，以兌現他在這方面做出的有關經濟和社會福利政策的承諾。但是他還必須將這些承諾付諸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