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二戰結束，飽受戰爭創傷的歐洲各國不得不面對一個更為嚴峻現實的問題，歐洲的地位前所未有的下降，而必須聽命于美蘇兩強。歐洲國家上一次被集體占領的經歷，還要追溯到幾百年前的蒙古西征。這些國家不僅在經濟上有賴于美蘇“輸血”，還分別成為美國文化輸入和蘇聯文化改造的對象。
戰后的幾年，歐洲各國及美英兩強圍繞重建歐洲及世界新秩序，展開了艱難的適應磨合。歐洲特別是傳統意義上的西歐國家必須學會適應絕對霸權不再的事實。世紀宿仇法國和德國令人驚訝的找到了通過經濟融合、建立跨國經濟聯合體，最終消弭國家和民族仇恨的道路。但在歐洲更多國家中，戰爭責任檢討、戰爭罪犯追究、民族和宗教矛盾調停處理等重大問題卻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混亂，這為蘇東集團解體后，上世紀90年代以來歐洲一些國家所陷入的內戰分裂埋下了隱患。
《戰后歐洲史》是當代最頂尖的歷史學家托尼·朱特歷時十余載推出的經典歐洲史作品，全面展現了整個歐洲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歷史面貌，刻畫了歐洲從“霸權的歐洲”、“殖民者歐洲”，走出戰爭創傷重新建設家園與秩序的歷程。托尼·朱特將1945—2005年歐洲六十年歷史，淬煉成了一部意義非凡，富含人文關懷，對歷史進程與結果作出深刻解釋的巨著。這套書的第一卷《舊歐洲的終結1945-1953》描繪了戰后歐洲重建的開端，簡單來說就是在外力介入下，歐洲如何在地理、政治、經濟和文化上實現分裂，并以此邁向冷戰。
戰爭結束后，歐洲各國特別是那些戰中和戰前曾發生過民族、人口大遷移的國家，迎來了二度的大遷移。前期，許多國家自行推動將少數民族驅逐，或出于政治報復，例如二戰前曾積極支持脫離捷克斯洛伐克的蘇臺德區日耳曼人，在戰后就被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驅離；或旨在為多數民族爭取更多的生存空間和土地，對早已融入社會的少數民族實施形同劫掠的剝奪。后期，蘇聯作為東歐的主導控制國，一手主持了東歐各國的人口流動，許多原本是不同信仰、不同語言、不同群體混居的地區，開始成為單一民族群體居住區域。
接下來就是更具嚴厲意味的戰爭責任清算。在戰爭期間被占各國，戰后無一例外興起了對戰時與占領當局合作的官員、知識分子以及平民的清算，出現了大量來自民間自發的暴力懲罰。而那些直接為占領當局、傀儡政府以及德國、意大利納粹當局服務的前公職人員，還有納粹黨徒，在不同國家獲得的追責情況就有了很大差異。東歐國家普遍嚴厲懲處了前公職人員，而在德國和意大利，絕大部分前官員被豁免，甚至搖身一變成為新政府成員。
這是因為，冷戰已經拉開帷幕，大量曾服務納粹當局的前官員對于北約陣營的國家來說，很有對抗蘇東集團的實用價值。特別是在二戰前并入德國、戰后重新獨立的奧地利，許多臭名昭著的納粹分子被釋放，被允許在大學教職或公職上留任，這成為奧地利等國在上世紀70年代后納粹右翼思潮重新涌現的根本原因。托尼·朱特在書中駁斥了流傳甚廣的德國在二戰戰后進行了嚴格戰爭反思的說法，指出德國官員和平民都熱衷于將戰時支持納粹、參與屠殺猶太人的罪行及“平庸之惡”，都推托給已經消亡的納粹政權，或者虛化的德國國家。與德國相比，法國對維希政權官員的追責處理要更為嚴厲。
有趣的是，戰后歐洲的重建，無論是接受馬歇爾援助計劃的北約陣營，還是蘇東集團，都極大的強化了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前者是從弱到強，后者則是進一步提升了經濟納入計劃管理的范圍）。西歐和南歐國家還普遍引入了北歐的福利國家政策體系。公允而言，這為歐洲在戰爭廢墟上實現重建，盡快重獲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力創造了條件，并且，有效降低了歐洲國家原先高度的收入和社會發展不平等。
歐洲的重建成為可能，與美國作為戰爭戰勝方的盟主，對一戰戰后歷史教訓的吸取有關。一戰結束后，英法兩國主持下，德國受到了空前的掠奪和羞辱，這是二戰誘發的最重要歷史因素。而蘇聯出于與美國開展國家形象競爭的考慮，也放棄了之前曾提出的高額賠款和實物補償要求。《戰后歐洲史（卷一）：舊歐洲的終結1945-1953》書中還指出，更為重要的原因是，美國和蘇聯都擔心德國、意大利徹底走到對方陣營，從而放棄了不切實際的索賠要求，并說服對德國怨恨最深的法國加入和解。
法國自行走出了對德和解的關鍵一步，即組建六個歐洲國家發起的煤鋼共同體。煤炭和鋼鐵是工業社會運行，更是戰爭機器發動的關鍵，實現這兩種戰略物資生產流通的聯合，就事實上掃除了聯合各國彼此開戰的基礎，歐洲團結聯合至此成為可能。
丘吉爾發表“鐵幕”演講，美國啟動馬歇爾援助計劃并隨即籌建北約，蘇聯與南斯拉夫交惡，蘇聯組建東歐東南歐國家參與的華約組織，柏林危機加速美英法的德國占區合并為聯邦德國，這一連串的事件讓歐洲進入了冷戰時期。
冷戰后陸續解密的英美俄20世紀40年代外交檔案顯示，文化冷戰早在二戰結束后就已經鋪開，英國和美國情報部門一手策劃招募了多位世界級的文學家和批評家，將之發展為文化使節，派駐到蘇東陣營，以及美英與蘇東陣營展開激烈競爭的新興國家（參見安德魯·N.魯賓所著《帝國權威的檔案：帝國、文化與冷戰》一書，商務印書館2014年8月出版）。冷戰的到來，在文化上也造成了知識分子陣營的分裂，知識分子沒有可選的回旋余地，只能被動或主動的成為對峙雙方其中一方的支持者——他們不再是歐洲的代言人或支持者，而是美國或蘇聯的擁躉，舊歐洲在失去了最后一塊足以凌駕于其他大洲的優勢板塊后，變成了一個普通而不具有特殊性、優越地位的大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