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新常態”
最近中國的媒體經常提及“新常態”這個詞，那么，該如何理解“新常態”呢？這是相對于我國前一段時間不正常的經濟高速增長而言的，意指經濟應逐步轉入常態。
過去幾年中國經濟的超高速增長是“非常態”，這是不能持久的，不符合經濟發展規律。所以，現在提到的“新常態”主要有兩個含義：第一，做我們力所能及的事情，盲目追求超高速增長對中國長期經濟增長是不利的。第二，經濟超高速增長給中國經濟帶來的是：資源消耗過快，生態惡化，效率低下，產能過剩，以及錯過結構調整的最佳時機。其中，“錯過結構調整的最佳時機”是最重要的。
錯過了結構調整的最佳時機，會留下很多“后遺癥”。現在我們不得不把結構調整放在重要位置。結構調整很重要，比單純追求經濟總量更重要。
雖然現在中國GDP總量（GDP，國內生產總值，以下簡稱GDP）已躍居世界第二位，但是，從結構上來說，中國還落后于一些發達國家。因為中國的高新技術產業所占GDP的比重還比較低，沒有發達國家那么高。同時，雖然中國人力資源結構比過去改善了很多，但是，大學畢業生占總人口的比重也比較低，中國的熟練技工隊伍正在形成。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中國錯過了結構調整就是最大的損失。所以，現在提出“新常態”，就有避免超高速增長、盡早使經濟結構合理化的意圖。
目前“十二五”規劃（2011~2015年）即將結束，即將開展“十三五”規劃。對于“十三五”規劃，很多專家（包括我在內）都提出，要保持適度增速，不能再追求超高速增長了，政府應該考慮適當降低GDP增速。如果中國GDP能夠增長7%就不錯了，即使能保持在6.5%~7%也屬于正常，因為經濟增長要重在經濟質量提升和結構的完善，而不是單純追求經濟增速。
硬性的增長指標如何改
多年以來，中國政府靠下死命令實現增長目標。比如，某年定的增長速度為9%，全國各地拼命干，力求最終達到目標。這樣下去，就會產生問題，無論對地方政府還是對中央政府，都同樣形成壓力。因為地方的發展規劃是由地方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全國的發展規劃是由全國人大通過的。一旦通過這些硬性指標的目標，就意味著要嚴格執行。
于是，各地政府為了完成任務或者趕超別人，會不顧經濟增長的質量和結構的調整，政府就會很被動。
為什么會很被動呢？主要原因在于，硬指標意味著一定要完成，一定要完成硬指標則意味著只顧增長，就把產能過剩、高成本、效率差等都放在次要地位了。過去我們總干這種傻事，政府力爭今后改變這種現狀。
可喜的是，關于把增長率從硬指標改為有彈性的預測值的做法，現在已經在一些地方進行試點。先試驗一段時間，如果試行成功，再推廣，這對于中國經濟增長和調整結構是非常有好處的。
如何看待當前經濟增速下降
經濟增長下降有幾個原因造成的，比如出口下降、過剩的產品銷不出去等。但同時，應該看到另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即中國實際的GDP要比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字要高，而且年年如此。那么，何以見得呢？
第一，農民蓋房子在西方發達國家是計入GDP的，而中國農民蓋房子從來不計入GDP。
第二，有一些就業人口的收入沒有計入GDP。如現在擔任保姆、月嫂等職業的人越來越多，她們的工資也越來越高。目前中國家庭保姆有幾千萬人，但是，她們的工資收入是不計入GDP的。而在西方發達國家，這些人的收入是計入GDP的。
第三，在中國，個體工商戶一年的實際營業額是通過包稅制倒推出來的，而他們的實際營業額會高于包稅制下推算出來的營業額。也就是說，中國的大量個體工商戶少報了營業額，中國的GDP統計也就少算了。最近還規定，月營業額不足3萬元的小微企業免稅，這就更不好統計它們的實際營業額了。
第四，據前幾年數據統計，中國GDP構成中，國有企業不到35%，外資企業大約在10%或略多一些，而民營企業則超過55%。也就是說，中國的民營經濟占了GDP的55%以上。近年來，有外國學者認為中國的GDP存在虛報的可能。實際上，這恰恰說明他們不了解中國。因為民營經濟通常選擇能少報營業額就少報，所以，民營經濟占GDP的比重應該超過55%。
我們要承認中國實際的GDP比國家統計局公布的要多。既然如此，就不要害怕GDP增速下降0.2或0.1個百分點。
投資和就業存在什么關系
這是經濟學的一個老問題。經濟學中，從來都是這種想法：新的工作崗位是在經濟增長過程中作為投資的結果而顯現出來的，要增加就業，就必須有大量投資。
但是，目前中國的情況變了。中國正在朝市場經濟方向走。在大力推進技術創新或不斷更換成套設備的時候，在投資于高新技術產業的時候，就業人數反而減少了，因為機器人、自動化使得人力減少，新技術下不需要那么多人就業。這是高新技術發展過程中必然出現的問題。
另外，中國正在加強環保建設，比如當前的霧霾是由于工廠燒煤太多、排煙過多等造成的，所以全國都在推動低碳化。而低碳化意味著必然要關、停一些企業，在國家治理環保的同時，會有一部分人因此而失去工作崗位。
那么，中國增加就業靠什么呢？如何保持就業的可持續性？當前中國的政策是，要靠發展民營企業，發展小微企業，鼓勵創業。現在創辦小微企業，可以先營業后辦證，可以省掉很多手續。同時，對小微企業，還有貸款的支持。
同時，還有第二種情況，即中國的農業正在進入新的發展階段。2014年中央一號文件正式提出要發展家庭農場。這是一個新的提法，過去從未如此提過。過去家庭農場主要出現在美國、加拿大、西歐等國和地區，現在中國正在進行土地確權，部分地區農村土地已完成確權，也相應地提出了這個概念。
農村土地確權，是指在過去農民的土地是集體所有制，沒有確權，農民事實上是被架空的所有制承擔者。現在不同了，中國正在進行土地確權。
2012年，全國政協經濟組在浙江嘉興市村鎮考察，當時嘉興市剛完成土地確權工作驗收，之后我們到了嘉興市的農村，看到村里滿地都是鞭炮屑，一片紅。這股熱鬧勁兒，一般都是農村家里有喜事的時候才放鞭炮。原來這里土地確權工作剛剛完成，農民放鞭炮慶祝這件事，因此，滿地都是鞭炮屑。
什么叫土地確權？簡單地說，就是三權三證。農民擁有土地承包經營權，政府發給農民土地經營權證；農民擁有宅基地使用權，政府發給農民宅基地使用權證；農民擁有在宅基地上蓋房子的權利，政府發給農民房產證。
土地確權完成之后，三權三證給了農民，農民就放心了，不必擔心今后會發生未經本人同意就圈占土地的事件，農民的房子不能被隨意拆掉，因為這些都侵犯了農民的產權。
根據嘉興市的統計資料，在土地確權以前，城市人均收入和農村人均收入比例為3.1∶1，在土地確權完成之后，這個比例變為1.9∶1。由此可以看出，土地確權之后，農民的收入大大提高了。
農民的收入為何會增加呢？第一，土地確權完成之后，農民安心在農村工作，發展種植業、養殖業。第二，農民可以放心到外面打工，把土地租給別人，收地租，同時，農民在城市又找到了一份工作，因此收入增加；第三，農民蓋了新房子，租給別人，每月可以獲得房租收入，所以，農民收入增加了。
我們曾在嘉興市的平湖市一個村里看到，該村舊房子全部拆掉了，都蓋上了四層樓。我問村民這么多房子能住得完嗎，村民說，一層店面租給外鄉人開店，二層出租，家人住在三樓和四樓。
土地確權還有一個意想不到的收獲，就是在確權之前，先進行土地丈量，丈量完畢后發現土地面積增加了20%。為什么會增加20%呢？
一是，30多年前，農村進行土地承包經營，那時候農村的土地質量有好有壞，在丈量土地進行承包的時候，好地一畝抵一畝，壞地兩畝抵一畝。30多年過去了，經過農民的精耕細作，土地質量都提高了，因此，在這次確權丈量土地時，都是一畝算一畝，不再折算了，于是，土地就多了。
二是，在剛開始承包的時候，農民用牛耕地，土地都是一小塊一小塊的，有很多田埂。計算土地面積時，要把田埂扣除，連田埂兩側遮住陽光的面積也要扣掉。現在農民用上了拖拉機、插秧機等，小塊地不方便使用機器，田埂被逐步刨掉了。所以，這次丈量時耕地就多了。
三是，2006年以前中國還征收農業稅，有多少地征多少稅，農民在上報自己家土地的時候就盡量少報一些。比如，一畝三分地報一畝地，因為多報地要多交稅，幾乎家家如此。現在不同了，農業稅取消了，加上土地剛丈量完，農民均如實上報，誰都不愿意少報。因為少報土地面積的話，在出租或轉包土地、入股時，耕地少報就吃虧了。
上述三個原因疊加起來，土地就增加了20%。目前，中國的農業正在興起，農村也需要勞動力。現在中國土地確權工作正在試點階段，估計5年之內可以完成全國的土地確權，屆時中國的農村將會有新的面貌，農民也將富裕起來。
為什么會鬧錢荒
中國的貨幣流通量并不少，按照M1（狹義貨幣供應量）、M2（廣義貨幣供應量）來看，流通的貨幣量都挺大的。但是，做生意的民營企業到處借不到錢，鬧錢荒。
為什么會發生錢荒呢？有兩個原因：一方面，中國正處在雙重轉型階段。什么是雙重轉型呢？一是發展轉型，即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二是體制轉型，從計劃經濟轉到市場經濟。在這兩個轉型過程中，特別是農村，對貨幣需求量大增。現在農民自己經營土地甚至開辦小工廠，需要大量資金。同時，中國的貨幣需求量是很大的，不是光靠經濟增長率、人口增長率就能夠計算出合理的貨幣需求量。通常，實際貨幣需求量比計算出來的貨幣需求量要大一些。
另一方面，錢荒的根源是由大量的國家投資以及貸款不配套造成的。作為信貸的主體，銀行將大部分貸款給了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尤其是小微企業，很少能獲得貸款。貸不到款，民營企業會慌，因為如果手上沒有現金，萬一有好的投資機會，就丟失了。還有，如果資金鏈斷掉，到哪兒去借錢呢？連企業的日常運行都會碰到困難。
此前我們去廣東調研，發現那里的很多企業主普遍有“超正常的貨幣儲備”。用當地企業家的話來說，叫“現金為王”。有現金就什么都不怕了，所以，幾乎家家企業都有“超正常的貨幣儲備”，貨幣流通量根本不夠。這從M1、M2的數字上是看不出來的。
金融改革的目標是什么
中國當前的金融改革主要有三個目標，分別是宏觀目標、微觀目標，還有結構性目標。
從宏觀的角度來談，中國的金融業、銀行業應該走向市場化。利率市場化是很重要的，不過，利率市場化不等于對利率的自由放任。因為，自由放任對經濟是有害的。所以，宏觀上來講，利率的市場化，也就是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所講的，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微觀目標就是銀行作為金融機構和微觀單位，應該既有經濟效益又有社會效益，兩個效益并重，這是微觀目標。因為在中國的環境中，銀行除應有經濟效益外，還要有社會效益。
從結構性的目標來看，金融改革應該把重點從虛擬經濟轉到實體經濟中來。畢竟，實體經濟是最重要的。中國的產品要打入世界，必須有一個自主創新的過程，要幫助實體經濟完成產業和技術升級。
其次，在結構方面，大中小銀行分別以大中小企業作為服務對象，大銀行對應大企業，中等銀行對應中型企業，小銀行對應小企業，但是，所有的大中銀行都應該為最底層的小微企業提供貸款服務，這是支持草根金融。
總之，金融改革的三個目標中，宏觀目標要實現利率市場化；微觀目標：銀行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兩個效益并重；結構目標：走向實體經濟。
此外，還應該大力發展政策性銀行。政策性銀行目前還比較弱小。比如支持教育產業發展，可以成立一家教育銀行，這就是使政策性銀行為教育事業的發展提供金融服務。又如，開發西部地區，有很多工作可由政策性銀行來做，因此，政策性銀行應該進一步擴大。"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