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可以稱為18世紀乃至1000-1999年整個千年內最為重要的大事件。法國大革命塑造了政治革命的傳統，自此提出自由、平等和博愛的思想，還因為革命的法國長期與舊歐洲作戰，讓民主思想、革命思想和民族主義潮流擴散到整個歐洲。歷史學家們通常也將法國大革命的發生，與此前的美國獨立戰爭、更早以前的啟蒙運動聯系起來。
法國大革命在歷史上顯得如此重要，但在后來的不同歷史階段卻有著迥然相異的主流評價。拿破侖帝國被摧毀過，一直到1848年，人們更愿意談及大革命時期的恐怖，強調政治革命的劇烈和失控。1848年革命和此后歐亞大陸歷次重要的民族、民主革命，都宣稱承接了法國大革命的光榮傳統。二戰后，英美學者對法國大革命提出了更為犀利的批判，集中抨擊了大革命期間嚴重失控的恐怖，并強調這極大了影響此后若干次政治革命；批判者還認為，這場革命不存在與啟蒙運動的必然聯系，革命本身帶有偶然性和魯莽性，甚至不認為資產階級是這場革命的領導者和最終勝利者。
法國歷史學家、巴黎皮埃爾·芒戴斯·弗朗士大學近代史榮休教授雅克·索雷所著的《拷問法國大革命》，同樣以批判的視角重新梳理分析了法國大革命的起源、發展、影響。這本書用若干組人們在談論法國大革命會提及的問題，檢視了大革命前后和期間的基本史實，辨析了一直以來史學界和公眾輿論對法國大革命形成的諸多定論。
全書首先否認了“大革命神話”兩大基石之一的啟蒙運動推動革命的觀點。1789年之前，啟蒙運動在法國公眾中影響相當有限，更為關鍵的是，受到啟蒙的知識階層、貴族、資產階級，并非后來的革命主力，甚至很多人直接成為大革命期間的反對派。雅克·索雷引用多位英美學者的觀點指出，啟蒙思想與革命思想存在交集，但并沒有革命意識形態的經典理論。對于很多人深信不疑的法國王室1789年前推行的失敗改革，直接引發了革命的定論（出自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本書也給予了有力批判。1787年之前，路易十六并沒有獲得推行改革的足夠權威，而那些被認為是親王室的保守主義者，更有意保持既有傳統，改革本身不具備可行性，影響力也相對有限，不足以引發一場規模浩大的革命。
而今，歷史學界已經很少有人再秉持法國大革命屬于資產階級革命的說法，但這種說法在各國的教科書中依然存在。《拷問法國大革命》一書指出，18世紀的法國，其實無法確切分出貴族和資產階級，所謂的革命資產階級的“社會經濟理念仍然是土地業主精英式的”，并不反對舊制度。而在大革命開始后，資產階級的行動也是相對遲緩而猶疑的，事實上，是在平民介入革命后，迫使原先以溫和姿態主導革命的“各方精英無法再忽視下層階級的存在”，革命再逐漸變成一場無法馴服的劇烈舉動——即便如此，資產階級和貴族的首要意愿仍是維護自身利益。
書作者指出，“饑餓、貧窮、對領主特權和稅負不滿的法國人民在1789年的春天已經處在起義的邊緣”。從這個意義上講，法國大革命早期的社會動力，跟中世紀到20世紀歐洲大陸經常發生的民眾起義和叛亂不存在本質差別。書中也談到，無論是路易十六政府還是之后的革命政府，所有旨在維持市場和貿易穩定的舉措，比如強制低價出售糧商和農民囤積的糧食，維持面包的低價等，都造成了城鄉平民階層的分化，即讓一部分平民以更憤怒的姿態加入革命，而另一些平民則成為憤怒的對立面。同樣，在資產階級和貴族一方，混亂的政局和社會經濟局面，促使部分人為了盡快結束亂局選擇了接受國外干涉、保王復辟，而這增強了革命陣營中的激進情緒，大革命不可避免因此滑入失控。
大革命失控，是因為在打垮王室的統治后，各階層的矛盾相反變得更為尖銳，軍隊也出現了大面積嘩變，法國地方之間、城市居民與農民之間的矛盾都趨于激化。復雜多元的矛盾，讓正常的談判博弈變得毫不可行、毫無意義，革命情緒驅動的傳媒輿論還在不斷激化矛盾。從矛盾重重走向激進行動，最重要的原因是“大革命造就了一個新的強大國家”，法國軍隊不斷擊敗外國干涉軍和國內叛亂分子，這讓革命者大大高估了自己的力量。“純粹的部分不斷清理掉不純粹的，使溫和派激進化，使他們在道德上成為恐怖派”。而在國外，熱月政變后建立的督政府，不斷命令法軍多線出擊，在過長的戰線上和數量上占優勢的敵軍交戰，因此遭受了一連串的失敗，這為軍事英雄拿破侖的上臺鋪平了道路。
法國大革命最終造就的是拿破侖建立的獨裁帝國，在此之后，法國又經過了多次帝國和共和國輪替的階段，時至今日，法國政治傳統仍帶有相當濃郁的政治精英主導色彩，法國民眾愿意接受像拿破侖那樣的獨裁君主（這也是后來的戴高樂、薩科齊均有意模仿拿破侖的行為方式，以取悅民眾的原因）。實際上，這恰恰是大革命留下的政治遺產，拿破侖帝國推行高度集權，并證明這能有效控制法國地方，結束饑荒，也能應對國外挑戰，會有效避免再現大革命時的動蕩和混亂。那些以效仿大革命而興起的民族主義、民主革命，很大程度上是有意曲解了大革命，將之浪漫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