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勃·迪倫（Bob Dylan）看上去情緒很糟。這是 1965 年的 5
月，他斜躺在倫敦豪華酒店薩伏依（Savoy）的椅子里，身上蓋著被子。他把太陽鏡拉得很低，眼睛望向遠處。由于迪倫的表情看起來好像很不高興，鏡頭開始轉向房間的其他地方，闖入鏡頭的是衣衫不整的民謠歌手，
還有鮑勃·迪倫的鐵桿粉絲們。這是鮑勃·迪倫歐洲巡演的最后一周。
在過去的 4
個月里，迪倫一直在努力應付緊張的演出計劃。他乘公共汽車遍游了美國的東北部，不管是小村莊還是大城市的劇場里都留下了他演出的身影。僅在新澤西州，他就演出了5場。緊接著，他又直奔西海岸進行演出和宣傳，這樣繁忙的狀態(tài)持續(xù)了好幾周。他與各路媒體見面，回答各種各樣無聊的問題：“真實情況是怎樣的？”“為什么您最新的唱片封
面上印著一只貓？”有時，迪倫會對著記者發(fā)一通脾氣，他說：“關于我的這些創(chuàng)作，我沒什么好說的了。我就是把它們寫了出來，僅此而已。”當?shù)蟼惼夂玫臅r候，他會多說一些，告訴記者他愛好收集活動扳手，出生在墨西哥的阿卡普爾科，受混沌、西瓜和鐘表的啟發(fā)進行歌曲創(chuàng)作（最后這句話才能讓他臉上露出點笑容）。
最后的演出在倫敦的皇家阿爾伯特音樂廳進行，演出票預售一空。就是在這里，迪倫對他的經(jīng)紀人說，他要退出音樂圈。他不再唱歌也不再寫歌，將要去紐約伍德斯托克的一間小木屋隱居。盡管迪倫已成為流行樂壇的偶像——他那個時代的預言詩人，但他準備放棄這一切，名譽、地位他都不要。
迪倫不是在開玩笑。他信守承諾，從英國巡演歸來之后，就騎上他的凱旋摩托車，從紐約出走。他不再理會鄉(xiāng)村美景，直奔位置偏遠的一處空房子。該寫的歌已經(jīng)寫完了，他已經(jīng)沒有什么要說的了。迪倫甚至連他的吉他都沒帶。
每一次創(chuàng)新之旅都是從一個問題開始的。我們會因無法找到解決問題
的方法而痛苦，且內心充滿了挫敗感。而這正是創(chuàng)造過程的起點——我們已經(jīng)盡力了，但卻失敗連連，甚至不知道接下來該做什么。
當我們講述關于創(chuàng)造力的故事時，總會忽略創(chuàng)造過程中的這一階段。我們不想再提起那些幾乎想放棄的日子，那時，我們總覺得那些困擾我們的問題是無解的。由于傳奇故事不適合把這些失敗的經(jīng)歷寫進去，所以，
我們就把這些細節(jié)砍掉，然后直接跳到取得突破性進展的環(huán)節(jié)。我們習慣于把最令人開心的結局先說出來。
但這樣講故事是有危險的，因為挫敗感是創(chuàng)造過程中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在我們找到答案之前，甚至在弄清問題的所在之前，一定會經(jīng)歷因無法解決問題而感到失望的階段。因此，當覺得自己無法按照預想進行創(chuàng)造時，我們會放棄，會逃離到伍德斯托克。
但往往就是在這個時候，當我們不再尋找答案時，答案卻悄然而至。想象就是如此頑皮。當答案真的到來時，它并不是逐漸地、一點一點地顯現(xiàn)，而是完整地出現(xiàn)在你面前。突然間，一個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的答案
變得如此顯而易見，我們?yōu)闆]能更早地找到這個答案而扼腕不已。
這就是所謂的“洞見現(xiàn)身”——人們已經(jīng)對浴缸里的阿基米德和蘋果樹下的牛頓的故事耳熟能詳。柯勒律治、愛因斯坦、畢加索和莫扎特都曾描述過這一心智過程。當人們獲得創(chuàng)造性突破時，他們傾向于把這一時刻想象成耀眼的光芒，就像大腦中突然亮起的一盞燈泡。
這些關于靈感的故事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特征，科學家將它們定義為“洞見體驗”（insight
experience）。第一階段是陷入絕境：在取得突破之前，肯定存在障礙。鮑勃·迪倫在徹底完成自我改造之前，即為了寫出他創(chuàng)作生涯中最好的歌，他需要有這樣一種感覺：他已經(jīng)沒什么可說的了。
可是，如果他運氣好的話，這種絕望最終會引導他產(chǎn)生新的洞見。這是洞見時刻的另一個基本特征：一種與新思想相伴的確定性感覺。當阿基米德頭腦中的洞見顯現(xiàn)，即意識到可以用從物體中排出的水來測量物體的體積時，他立刻跳出浴缸，跑著去告訴國王他的解決辦法。他一絲不掛、渾身濕漉漉地趕到宮殿。
乍一看，洞見時刻就好像是不可理解的密碼。我們時而干得起勁，時而垂頭喪氣，對這一過程中所發(fā)生的事情也毫不知情，仿佛只是大腦皮質正在跟我們分享它的其中一個秘密。
當然，問題是這些洞見是如何出現(xiàn)的呢？是什么讓一個人將心智中的障礙化解為一個突破？為什么在最不抱希望的時候答案卻悄然而至？這正是鮑勃·迪倫的神秘之處，而理解這種神秘的唯一方法就是深入大腦內部，
撬開想象的“黑盒子”。
左腦見“樹木”，右腦見“森林”
馬克·比曼（Mark Beeman）有些困惑。20 世紀 90 年代初，美國國家衛(wèi)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的年輕科學家正在對一名右腦受損的患者進行研究。比曼說：“醫(yī)生往往會跟這些人說，‘噢，你太幸運了。’
然后他們會說右腦為什么不重要：它只會在語言方面對你有影響。”3 這些安慰的話告訴我們，從科學的角度來看，右腦是可有可無的。腦神經(jīng)科學家羅杰·斯佩里（Roger
Sperry）在 1981
年的諾貝爾頒獎典禮上總結說，在他剛開始進行大腦研究時，關于右腦的主流觀點是：右腦的損傷僅會導致不會說話、不會書寫、閱讀困難、耳聾和運動障礙，總的來說就是缺乏更高級的認知功能。換句話說，右腦只是大腦中一個沒什么價值的組織。
但比曼發(fā)現(xiàn)，很多右腦受到損傷的患者出現(xiàn)了嚴重的認知問題，盡管他們的左腦完全正常。他決定做一份這類患者的障礙清單，清單很長。比曼說：“有些患者無法理解笑話、諷刺或者隱喻。另外一些人則看不懂地圖
或者弄不明白繪畫作品的含義。這些雖算不上多嚴重的問題，但仍會讓患者感到擔憂，因為這些問題本是不應該出現(xiàn)的。醫(yī)生曾經(jīng)跟他們說過不要
擔心，因為右腦沒那么重要。”
這些病人身上出現(xiàn)的障礙性問題促使比曼重新思考右腦的功能究竟是什么。剛開始時，他弄不明白所有這些障礙有何共同之處。幽默跟導航有什么關系？諷刺跟視覺藝術之間又會有怎樣的聯(lián)系？因右腦損傷而導致的智力問題，種類繁多得令人無法理解。比曼說：“我找不到一個滿意的解釋，
我無法連點成線。”
正當比曼打算放棄時，他想到了一個主意。也許，右腦的作用就是做他此時想要做的事情：在看似毫無關聯(lián)的事情之間找到弱連接關系。比曼
意識到，他的那些患者所經(jīng)歷的所有問題，歸根結底都是關于如何“弄清 總體的意義”。也就是說，不但要弄清楚構成整體的每一個組成部分，還要
弄清楚這些組成部分是怎樣聯(lián)系在一起的。比曼說：“世界太復雜了，大腦在處理問題時必須同時采用兩種方式：它既要見‘樹木’，也要見‘森林’。
而右腦的作用就是幫助人們看見‘森林’。”
就拿右腦損傷而導致的語言障礙來說吧。比曼猜測，當左腦處理“本義”
（denotation，即字面意思）的同時，右腦則負責處理“轉義”（connotation），
或者說詞典上查不到的其他含義。當你讀一首詩，或者因為一個笑話而開懷大笑時，那么，你主要就是在依靠右腦建立語言關聯(lián)關系。隱喻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從大腦的視角來看，隱喻就是不同或者不相關的兩種思想
（至少表面上如此）之間架起的的一座橋梁。當羅密歐宣稱“朱麗葉是太陽”時，我們知道他并不是在說他所愛的是一個光芒四射的巨大星球。我們明白，羅密歐正在使用隱喻，意思是說朱麗葉對他的意義就如同天上的太陽。
她當然不是星球，但她照亮了他的世界，就如同太陽照亮了地球一樣。
大腦是如何理解“朱麗葉是太陽”的呢？左腦關注這些詞匯的字面意思，但并無助益。總的來說，列出一堆描述兩個實體的形容詞并不能理解隱喻（在“太陽”和“朱麗葉”的例子中，所涉及的形容詞并不多）。只有依靠它們重疊的關聯(lián)關系（overlapping
association）探測到它們共有的特征時，我們才能理解兩個名詞之間的連接關系。這種理解最有可能發(fā)生在右腦，因為右腦的獨特之處就在于，它能通過“拉遠鏡頭”（zoom
out）來看待句子，并能從更遠的視角對句子進行分析。
右腦這種“看見森林”的能力并不只適用于語言。有人在20世紀40年代曾進行過一項研究，讓各種腦損傷患者模仿他人畫房子。有意思的是，
這些患者畫出的房子差別很大，而且跟一個人是左腦損傷還是右腦損傷有直接關系。那些因為右腦損傷而依靠左腦的患者所畫的房子極不現(xiàn)實：正門浮在空中，房頂朝下。盡管這些患者所畫的房子的總體模樣很離譜，但他們對煙囪上磚的形狀和窗簾的皺褶等細節(jié)卻下足了功夫。（當他們畫人物肖像時，這類患者可能只會畫一只手或者兩只眼睛，再無其他內容。）相比之下，不得不依靠右腦的患者傾向于關注建筑物的總體形狀。他們的畫缺少細節(jié)，但不會把基本結構搞錯。他們更關注于整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