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華盛頓、富蘭克林、漢密爾頓、亞當斯等其他被尊稱為美國開國元勛的人，托馬斯·杰斐遜的功績公認更為卓著，但個人聲譽頗為糟糕。他是廢奴主義者，但又是高度的現實主義者，很少堅持這個主張，更糟糕的是，他自己就是個坐擁大量奴隸的蓄奴者，并且經很多年之后對他的疑似后裔的DNA進行檢測顯示，他跟一位黑人女奴有著長期通奸關系。杰斐遜在邁入政壇之前，還曾偷偷挑逗、試圖誘拐自己好友的妻子。杰斐遜主張言論自由，但在戰爭期間又親自推動限制言論自由的法令頒布，這使他此后不斷成為政治和歷史學家批評的靶子。在進入政壇后，他本人如同一個多世紀后的經濟學家凱恩斯那樣，經常調整在關鍵問題上的觀點立場，而這不止一次的引發過同僚乃至公眾輿論的強烈抗議。
盡管如此，我們仍然需要意識到，是杰斐遜，而不是華盛頓等其他人，通過努力塑造了今天的美國。杰斐遜是《獨立宣言》的起草者，大陸會議期間刪除了他起草的文本中的大部分章節，但保留下來的部分仍然使得美國以一個生來開明和民主的國家屹立于世，闡明了很多關鍵的現代文明國家法則。因為強烈反感一盤散沙式的邦聯政體，杰斐遜成為美國中央集權的重要推手。
杰斐遜擔任美國弗尼吉亞州州長期間，堅定不移的將該州原本高度含混的政教合一法令予以廢除，力倡政教分離，禁止公共機構、社會組織和企業因公民信仰問題給予任何歧視，這一舉動避免了美國成為一個宗教國家。有趣的是，失去了國家機構的庇護，美國的教會被迫像企業那樣改進推廣傳播，積極投身慈善公益事業，相反還使得美國到了20世紀乃至今天，仍然是歐美國家中信教民眾比例最高的一個。
杰斐遜出任美國首任總統華盛頓任內的國務卿一職期間，還大力引進了歐洲的專利法制度。這項制度的建立的重要意義，要等到南北戰爭之后，隨著美國工業和科技的快速發展，創新大量增加，專利法成為激勵創新、創業、冒險的制度保障，才充分顯露出來。他卸任美國第三任總統一職后，還推動建立了弗吉尼亞大學，該校成為美式大學的范例。
當然還要提到的是，杰斐遜及其長期政治盟友詹姆斯·門羅（美國第五任總統，門羅主義提出者），將美國塑造為一個領土擴張積極進取的國家。杰斐遜擔任總統期間，美國借著法國對英作戰，以極其低廉的價格買下了路易斯安那地區，經手人正是門羅，這使得當時的美國領土擴大了一倍。之后，杰斐遜還派出遠征隊，讓美國領土一直延伸到太平洋東岸。
杰斐遜是個天生的政治家、政治動物，他深諳權力運作的原則和藝術，他相信理想主義，有自己的原則，但可以為權力現實進行妥協。他對美國政治的影響如此之深，為美國登上全球霸主創建了初始的路徑。認識和理解這樣一位具有多面性、復雜性的歷史人物，對于研究者和讀者認識美國這個國家及其發展史、崛起過程、政治和經濟體制的特殊性，顯得至關重要。
普利策獎得住、蘭登書屋執行主編、美國知名媒體人喬恩·米查姆所著的《權力的藝術：托馬斯·杰斐遜傳》，從大量的歷史資料中，梳理出杰斐遜的一生政治軌跡，剖析了他如何經歷政治失敗和成功并完成個人成長，并向讀者展示了一個具有爭議性、道德缺陷但不乏溫情和善意的領導者的個人生活。
起草《獨立宣言》之前，杰斐遜已經開始通過書本和政治工作中學習、實踐政治藝術。歷史資料顯示，1776年及之前，他深入研究了審議機構的套路，學習寫出具有信服力的信件，訓練自己提高溝通能力——這些準備將在24年后，他出任美國總統時，感化反對派并彌合彼此爭議之中，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
書作者并沒有避諱杰斐遜卷入的誘拐朋友妻子的丑聞，但也公正的指出，在結識寡居的帕蒂后，杰斐遜對之一見鐘情，跟帕蒂結婚，甚至不顧帕蒂的父親在生意場上聲名狼藉會給自己帶來不良影響，證明杰斐遜對愛情相當忠貞。帕蒂是杰斐遜畢生唯一的妻子，在前者去世后，杰斐遜恪守了不再婚的承諾，這在當時的美國社會是相當罕見的。
在北美殖民地與英國發生裂痕，即將引發武力沖突時，杰斐遜曾一度幻想能夠爭取到英王及英國議會的和平力量支持，為殖民地爭取應有權益，避免戰爭。但他很快放棄了這樣的空想。他通過親友向英國當局傳話，北美殖民地人民絕不放棄自己的訴求，會不惜一切爭取和維護自由——在當時，杰斐遜還沒有起草《獨立宣言》，個人知名度和政治地位并不高，但發出前述公開喊話，事實上就等于將個人和家族的利益拋在了一邊，如果獨立戰爭失敗，杰斐遜家族極可能成為歷史名詞，并受到后人的嘲笑。這充分說明當時的杰斐遜已經極具政治勇氣。
《獨立宣言》是人類政治文明史上的重要里程碑。這份宣言的作者杰斐遜之后出任弗尼吉亞州州長、弗吉尼亞州駐邦聯議員、美國駐法公使。這段時期（1776-1789），杰斐遜接連遭受挫敗，妻子帕蒂去世，弗吉尼亞州被英軍入侵，他本人被視為不合格的政客受到州議會調查，邦聯議會秩序混亂讓他產生了極大的挫敗感，未成年的孩子接連去世，巴黎騷亂期間亂民劫掠了他的公使駐所。《權力的藝術：托馬斯·杰斐遜傳》翔實描述了這一時期，杰斐遜的經歷，以及在各種挫敗后，實現的個人提升。他越來越接近于權力藝術的掌控者。
杰斐遜出任華盛頓總統的國務卿，最重要的成就其實在于抑制聯邦主義，推動一個強大國家政府的建成，并在美國的政治生活之中注入更多的民主原則。但另一方面，他對漢密爾頓提出的美國需要一個君主的言論感到恐懼，他不惜通過各種場合的言論，夸大君主制的威脅和弊端，這些夸大其詞避免了美國從一個新生的民主共和國家，重新變為君主獨裁國。后來的歷史學家往往夸大華盛頓總統個人在此問題的作用，對杰斐遜的作用的評價認識不足。
權力藝術的掌控者在一步步成熟。《權力的藝術：托馬斯·杰斐遜傳》書中寫道，在出任亞當斯總統的副總統的幾年中，杰斐遜對待輿論批評的態度變得達觀了，“若想在公共舞臺上大展拳腳，必然要忍受批評，就像忍受暴雨或烈火的洗禮”。但這并不是說，他將因此變得畏首畏尾。實際上，在后來的八年總統任內，杰斐遜“利用漢密爾頓主義的方式追求杰斐遜式的理想”，巧妙而又堅定的運用政治權力，低調行事，控制開支，但對于認定的國家目標，則給予矢志不移的努力——這種方式使得杰斐遜一度被人認為是在任期間無所作為的總統，跟150年后的艾森豪威爾總統很像，然而，通過還原歷史，我們能夠意識到，無論是杰斐遜還是艾森豪威爾，都是美國政治歷史上相當重要，政治成就很高卻被低估的代表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