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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尤里·格尼茨，約翰·李斯特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
很多時候，最明顯的東西反而是最難看到的東西。
至少對年輕時候的我來說，上面這句話真的非常適用。20世紀90年代末，我還是一名年輕的經濟學家，而那時的經濟學界正處于一個令人興奮的時代。那段時間，我有幸就讀于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這兩所備受尊敬的學府正是當時經濟學新浪潮的中心。
從歷史來看，經濟學的主流是理論經濟學。經濟學的最大發展是由一些高智商的家伙推動的，他們建立復雜的數學模型，用抽象的理論來解釋世界上種種現象的原理。但是，隨著計算機技術的提高和大數據的興起，20世紀八九十年代，經濟學界發生了明顯的轉型。實證研究——即對現實世界中數據的分析——成了很多經濟學家的工作重心。這對年輕時候的我而言可謂一個福音，我早已發現自己并非高智商人士，根本沒有什么厲害的理論眼光，因此我決定轉身投入茫茫的數據海洋之中，希望能從中發現一些有趣的現象。
但是，當時做實證研究的最大挑戰是（其實現在仍然是這樣）：如何搞清楚兩個變量之間到底是真正的因果關系，還是只存在相關關系？為什么這個問題的答案很重要呢？如果兩個變量之間真的存在因果關系，那就意味著我們可以運用這種關系來制定公共政策，對這個世界的運行原理也可以多一分了解。
遺憾的是，因果關系是極其難以證明的。要證明兩個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最好的方法是通過“隨機實驗”（randomized
experiments）。正是因為這樣，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才要求所有新藥在獲批之前必須經過隨機實驗。但是，經濟學和化學不一樣，藥品可以在實驗室里用隨機實驗的方式來測試，而經濟學家感興趣的問題卻很難通過這種方法解決。因此，我們不得不花大量的精力去尋找“偶然實驗”（accidental
experiments）。所謂“偶然實驗”，即現實世界中恰好發生的某種與隨機實驗性質相類似的事情。比如，颶風摧毀了A城，但是B城卻安然無恙，我們可以認為颶風襲擊城市是一件隨機的事情。另一個例子是1973年“羅伊訴韋德案”高等法院的判決結果使得墮胎合法化。在有些州，墮胎的概率因為上述事件的發生有了顯著變化，而在另一些州，墮胎的概率則未發生變化。如果我們把那一時間段中出生于不同州的嬰兒的日后命運進行比較，我們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清墮胎政策對社會的影響，甚至進一步回答一些更深層次的問題：例如，如果一個父母不想要的孩子出生了，那他以后的人生會受到怎樣的影響？
沒錯，這就是我以及很多其他經濟學家每天所做的工作——尋找我們需要的“偶然實驗”。
但是，某一天，我遇見了一位年紀比我小幾歲的經濟學家，從此我的人生改變了。這位經濟學家和我的背景截然不同，他沒在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就讀過，他本科就讀于威斯康星大學史蒂文分校，而博士學位則是從懷俄明大學取得的。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中佛羅里達大學教書——不得不說，這所學校實在算不上是一流名校。
這位年輕的經濟學家叫作約翰·李斯特。約翰·李斯特和我不同，和其他知名的經濟學家都不同，他當時正在極力探索和推廣一個全新的領域。現在來看，這種新的經濟學研究方法不僅非常自然，而且極其合理——那就是在現實世界中進行經濟學的隨機實驗。但是，由于種種原因，當時基本上沒有其他人從事這一領域的工作。考慮到經濟學界的傳統，以及之前的經濟學家所設定的規則等，我們從來沒有想到可以這樣做：在現實世界中進行我們想要的設定，然后開展隨機實驗，而實驗對象根本不知道自己正在參與某項實驗。事實上，居然是一位卡車司機的兒子告訴我們，可以這樣進行實驗。
比如說，我們可以考慮偏見的例子。如果一個人用一種帶有偏見的態度來對待他人，那么這個人就被定義為一個種族歧視者、性別歧視者、同性戀恐懼癥患者，諸如此類。但是，卻沒有人會注意這種表面偏見行為背后的隱性動機，這種動機可以是反感、厭惡，或者是對他人赤裸裸的仇恨。約翰·李斯特和尤里·格尼茨的實驗（詳見本書第6章和第7章），顯示了歧視現象背后的隱性動機，令人意外的是，有時候這種動機并不是對某一人群的真正仇恨，而只是為了賺取更多的錢財。
對我來說，真正的天才就是能夠發現某些已經十分明顯，但所有人卻視而不見的事實的人。在這樣的定義之下，約翰·李斯特和尤里·格尼茨無疑屬于天才的范疇。他們是過去50年里經濟學界最重要的創新領域的開拓者之一。這本書講述的就是關于他們的隨機實驗這一經濟學研究方法的故事。通過閱讀本書，你將會看到，在聰明細致且富有創新精神的研究者手中，隨機實驗的方法幾乎可以解決世界上的一切經濟學問題。這個領域的唯一局限就是實驗設計者的想象力可能不夠豐富。
實地實驗（約翰·李斯特和尤里·格尼茨因此而聞名）不僅是一種有力的經濟學研究工具，同時也是一種非常具有趣味性的研究方法，這一點你在閱讀本書的過程中一定可以體會到。我衷心地希望你可以像我一樣，從閱讀本書的過程中獲得樂趣和啟發。
